周其仁：強制性繳40%養老保險 需要的時候能返回來嗎

鳳凰財經訊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周其仁出席“新常態下論改革”分會場發言時表示，中國勞動力太貴其中有一塊是社會保障占工資總額40%造成的，而發達國際僅占20%左右。

從去年11月起，關于養老保險繳費水平偏高問題引起社會大量關注，中央表示適時會降低養老保險繳費水平。

“40%繳費水平不是由市場決定的，不能根據經濟形勢的好壞變動，是法定的，帶有強制性，這塊東西就是我講的制度成本。”周其仁表示，我們怎么形成了一個比較高的帶有強制性的社會保障稅呢？這個稅提交了以后怎么用呢？這個是不是放在一個合適的地方，勞動者未來需要的時候，確實能夠返還回來呢？

周其仁認為，中國過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成就就是把制度運行的成本降下來了。所以，以后的改革沒有把體制運行成本降下來，中國長期增長的活力就會損失。

以下為發言實錄：

周其仁：謝謝各位，所以我想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第一不缺動力，第二也不缺機會。是不是有動力，有機會就會順利增長呢？要解決一系列這個比較關鍵的東西，其中一個我想在這里跟各位討論，就是說要通過改革，系統地降低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

那么什么是制度成本？我舉一個去年外貿的數據來說，去年中國的進出口增加了2.5%，年初的預定的計劃應該是7.5%，用美元計算會高一點，大概是3.4%，為什么這個進出口沒有如愿呢？海關總署在春節的時候有一個報告，他講中國的成本優勢丟得很快。什么是中國的成本優勢？你可以說勞動力太貴了，我們去看勞動力，確實這些年在中國的，特別是制造業方面勞動力成本增長很快。

但是勞動力成本當中有一塊是社會保障的提取，通常占我們工資總額的40%，發達國家，同樣這個數據要低得多，有15%的，17%的，20%的。而這一塊40%的東西，不是市場決定的，不能根據經濟形勢的好壞變動，是法定的，帶有強制性，這塊東西就是我講的制度成本。

就是說我們通過什么樣的一套游戲規則形成了這么一個，在這么一個發展階段比較高的帶有強制性的社會保障稅呢？這個稅提取了以后怎么用的呢？這個是不是放在一個合適的地方對勞動者未來的需要的時候，確實能夠返還回來呢？這些問題是中國經濟當中很關鍵的東西。你說勞動力成本高，是不是因為我們潛在勞動力沒有了，你看我們的農業，農業的產出占GDP的10%，可是農業的勞動力怎么都是占百分之三四十，所以說中國農村人口收入雖然增長快，但是和城市比三分之一而已，這個層面光靠財政部補貼補不上去，農產品補貼補不平。

唯一的辦法是改變農村的經營結構，但是這個方面的進展很慢，土地制度，經營主體的改變，里面有大量的顧慮，過去的東西纏住我們的手腳，再看我們的土地成本，這是整個經濟建設投資當中一個很大的成本的約束項。我們的成本當中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多，地少，所以地就那么貴呢？你看看數據，我請教過一些在世界各地做房地產投資的人，中國一線城市，一個建筑，土地成本70%以上，全國平均大概是50%左右，去發達國家來看，像澳大利亞有中國的廠商去投資，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比例13%。現在很多中國公司跑到紐約去投資，覺得挺開心，為什么？他的土地成本沒有那么高。

那么你說我們這個土地的占比那么高，他會影響各行各業。當然了這是一個香港模式的大陸翻版可是香港的其他稅很低，都轉成了土地的政府收入，我們雙管齊下，土地也貴，稅也不便宜，你各行各業要增長就遇到很大的問題，這些問題講下去會非常之多，中國沒有機會嗎？有很多機會，大城市，大車，多少人口為出行問題焦慮，這是中國成本上升的壓力。你說民間進步很快，利用新的互聯網技術，嘀嘀打車等等發展很快，可是要合法化難度很高，不能容納到這個體制里面來。

限于時間我不展開講下去了，我要講的是抽象出來講，中國的經濟發展制度成本要引起我們高度的注意，因為這個東西沒有辦法通過市場供求解決的，只有通過改革把它解決，我們要注意我們早年是所有要素成本很低，但是在改革前，我們的體制運行成本很高。改革以后就把制度運行的成本降下來了，所以取得了中國過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成就。

現在的局面很不同了，我們的要素價格偏高，我們后邊的體制的運行的成本，國民經濟頂得很弱，兩邊都高。所以說如果沒有系統的改革把這個制度運行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下來，我們會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升，逐步升也很舒服，然后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長期增長的活力就會損失。這一點希望引起我們整個決策界，包括我們做理論研究工作的大家的注意。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