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從兩項改革就可以看中國決策者有無改革決心

鳳凰財經訊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發言時稱，從兩項改革可以看到中國決策者改革的決心：一個是生育政策的調整，一個是戶籍制度的改革。

以下是發言全文：

蔡昉：大家上午好，如果我的發言需要有一個標題的話，我把它叫做六分鐘的改革政治經濟學。有一位國外的學者曾經說過，他從兩項改革中來看中國決策者改革的決心，一個是生育政策的調整，一個是戶籍制度的改革。為什么選擇這兩項，他說這兩項是受益者最多，既得利益群體最弱的兩項改革。

大家從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到，用這個標準判斷改革決心的人不是經濟學家，因為政治經濟學家會說，因為我們政治經濟學里邊有一個著名的叫做數量悖論，也就是說改革決心下不下，制度變遷是不是會發生取決于不是數量，不是受益者的數量，而是取決于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相對的談判地位。但是，不管怎么說我們從三中全會之后，我們看到了這兩項改革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很顯然，我們實施了剩余政策這么多年，去年第一次有了一個大幅度的調整，也就是說，我們叫做“單獨二孩”政策已經開始實施。

另外一個方面是戶籍制度的改革我們也確定了要讓三個一億人獲益，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讓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獲得城市市民的身份。當然，如果說把戶籍制度看作更廣義一些，不僅僅是有沒有戶口的問題的話，你可以從他的基本公共服務的獲得上，比如說農民工更多的被養老和其他社會保障覆蓋，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和高考權利的大幅度的提升。以及更好的政策環境，我們可以說戶籍制度的改革在過去的一年里，其實至少比以前的很多年進展也是很大的。

這樣的話就是說是不是政治經濟學對中國改革就不適用了，我們不需要用這個直接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去理解改革呢？其實還不是。我們從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新常態下看改革。那么新常態，剛才吳老師已經點了兩個要點，第一個是已經發生的，而且正在發生的是我們經濟增長的減速，我們按照潛在增長率的方式測算，在十二五時期，平均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降到7.6%，也就是說從這之前的，長期的，大約10%的潛在增長率降到7.6%，那么現在我們看已經發生了。接下來，如果我們繼續按照傳統的這種增長源泉的話，在十三五的時期，大概應該是6.2%。

但是接下來新常態另外一個特點，吳老師已經說出來了，就是說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那么從過去資本、勞動、要素投入型的增長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全要素生產力的驅動。那么很顯然，加上這些驅動的新的增長驅動力，我們還可以有更快一些的經濟增長，但是中間，還有一個部分，也就是說從現在已經發生的到我們希望轉向的，那么中間還有一個要點，也是新常態不可缺的，就是通過改革的辦法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結構的調整。那么這部分其實就是說幫助我們從傳統的驅動力轉向新的驅動力的最關鍵的部分。這部分就是說現在我們講四個全面，第一個就是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點我們確定我們要達到這個小康的基本的目標，我們要實現GDP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以及城鄉居民收入的翻一番。

那么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確定我們的成本收益，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宏觀經濟的辦法，我們用了各種辦法想適度的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很顯然不太管用了，我覺得不管用是一個好的征兆，也就是說現在讓我們的決策者逐漸認識到說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不能用傳統的辦法，傳統的手段，必須轉向通過改革獲得改革紅利。

那么從這個方面，我們需要做的，經濟學家需要做的就是要在改革紅利的實際測算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建議，我們已經做了戶籍制度改革，可能會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增加多少個百分點，那么生育政策的調整，對未來中國二十年潛在經濟增長率增加多少個百分點，也有很多經濟學家做了金融方面，全要素生產力等方面。因此說這些東西是我們逐漸不再信任傳統手段的同時，讓政府和決策者有一個新的信心，新的手段，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