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經濟波動太大不叫常態 常態是努力實現的目標

鳳凰財經訊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于2015年3月21－23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在論壇上表示，如果說去年是7.5%，今年是7%，明年又一直往下掉，我想這個不是常態，這個常態是誰也不想要的，經濟波動太大了不叫常態，常態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一個目標。

以下為文字實錄：

鄭永年：大家好，我是最后一個演講的，最后演講也有好處，因為各位把最重要的都講完了，我就做一點補充。我要講我的一個觀察和三個觀點。

一個觀察：我們今天講法治跟市場經濟的關系。習總書記提“四個全面”，第一個全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法治是第三，第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最后一個是從嚴治黨，我覺得這個排法是有道理的。我對世界歷史的理解和觀察，就是說法治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關系，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會跟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會法治是不一樣的。如果一個社會窮人太多，法治社會很難建設。我的判斷就是，中國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法治非常重要，主要的還是要發展市場經濟。

我下面談三個觀點：

1、我對新常態的理解。現在大家都在講“新常態”，我們意識到中國已經從高增長過渡到中速增長，這個大家有共識。我們也反對追求GDP主義，主要是因為以GDP主義犧牲了更多的環境代價，有太多的浪費，公路、橋梁拆了又修，修了又拆。現在進入一個新常態，就是中速增長。但是我是覺得，什么叫新常態？新常態是我們追求的一個目標，而不是說現在已經實現了。假如說今后的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十五年，能達到6%-7%的增長，那我們就叫“常態”，但如果說去年是7.5%，今年是7%，明年又一直往下掉，我想這個不是常態，這個常態是誰也不想要的，經濟波動太大了不叫常態，常態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一個目標。

我最近到中國各個地方去跑，很多企業家就很擔心，大家都說前兩年我們就在爭論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現在很多人都表示擔憂是不是我們已經聽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腳步聲，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發展，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所以中國的目標很簡單，要么在十五年左右，把人均GDP7500美金左右提升到一個高收入社會，提升到像日本或者東亞四小龍，如果增長太低，就有可能像菲律賓、泰國甚至緬甸。今天上午大家都在討論，我覺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日本東亞四小龍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政府跟市場一起推動，這個非常重要，因為世界銀行統計一百幾個國家二戰以后只有十幾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那十幾個國家大部分都是資源國家。

2、怎么樣使政府發揮市場作用，現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我想大家都理解的比較深刻了。三中全會《決議》所說的，我現在發現中國的整體官僚體制不作為，去年在這個論壇上我也講了，去年大家都在說說亂作為比不作為要好。我當時就強調，亂作為是腐敗，不作為也是腐敗，甚至是更嚴重的腐敗，省委書記、省長都是稀缺資源，現在就出現這樣一個情況，我到各個地方去看，對官員來說新常態是什么？他們現在不接電話、不接文件、好好學習、看書，這樣不會犯錯誤，這就是常態。這種常態對中國下一步經濟增長非常不好，習近平、李克強一直在說行政審批權下放，也已經下放了幾百項，但是我覺得這些下放權利的含金量不高，很多權利地方還不敢要、不想要。現在大部分含金量高的權利還是掌握在官僚機構和政府手里面，政府官僚體制已經不作為了，就產生一個什么情況呢？就是權利閑置著，權利既沒有跑到企業，也沒有跑到地方政府，也沒有跑到社會，這就出現權利閑置的狀態，這是非常不利的狀態。因為日本、東亞四小龍政府是非常作為的政府。我覺得經濟發展不能靠民粹主義，這一點我們要知道。

3、市場與法治之間的關系。怎么樣來使得政府跟市場之間有一個比較好的協調？對官僚機構的治理也要引入市場機制，這方面我們要避免兩個極端主義。我的企業如果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我拿的工資比大學教授還少，這誰給你干活？我是覺得既要避免以前的新自由主義，也要避免現在的民粹主義的傾向性。我覺得我們的法治還是太抽象，缺少細節，我們現在在討論政府跟企業之間的關系，大家用很多好的詞匯，這到底是什么關系呢？企業跟政府的關系是什么呢？法治就不清楚。企業內部我到處去看，在新加坡也好，在美國也好，一個企業老板被抓走了，企業照樣運作。我們的老板一抓走，那整個企業就要停頓了，這個邊界就不清楚。我們說分權，我覺得還是要把很多的法權分下去，中央一些領域是改革的頂層設計者，也是一些領域的改革主體，但是很多領域的改革它的主體還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還是社會，所以我是覺得我們下一步要全面分權，把法律的權利真正分到改革者手里面，我們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改革宏圖才能轉化成實際的中國現實。

謝謝。

甘藏春：要問的問題很多，但是時間到了。按照規則，每個嘉賓用一句話來概括出自己想表達的意思。先請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先生。

鄭永年：中國應當面對中國的現實，探討一黨主導下的司法獨立體系，這方面可以從新加坡、香港學到很多的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