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官員因反腐對企業軟拒絕:不接電話不批文件

反腐高壓下政商如何“相敬如賓”？——博鰲論壇嘉賓激辯構建政商關系“新生態”

新華網海南博鰲3月26電(“中國網事”記者周慧敏傅勇濤)官商之間交往過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稱兄道弟那么簡單，結成利益共同體后，極易滋生腐敗。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政商關系新生態：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論壇上，與會嘉賓十分迫切地表示，經濟新常態下，亟需構建政商關系“新生態”。

高官貪腐多“金主”，政商關系為何屢碰紅線？

“以利益交換為目的的政商關系確實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與會嘉賓將矛頭直指畸形的政商關系。

中央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打“虎”絕不手軟的同時，拍“蠅”也毫不留情。不論是薄熙來、劉鐵男、劉志軍等高官，還是山西等地出現的“塌方式腐敗”，都暴露了部分官員底線失守，頻頻與商人利益交換，觸碰法律紅線。例如，山西省2014處分市廳級干部45人，很多腐敗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資源交易。

由于我國市場體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沒有根本轉變，官員手中的資源配置權、項目審批權等確實能給商人“辦事”。論壇嘉賓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保育鈞說，如果過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產生官商勾結，必然導致腐敗。

“市場機制不健全，政府該管的沒管好，不該管的伸手過長。”海南現代集團董事長邢怡川深有感觸地說，例如，市場掛牌招投標的問題，其實“潛規則”都定了，整個程序看起來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標之前，相關部門會把招標條件縮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圍標”，不管哪家公司中標，施工單位就是那一家，這是官商勾結的“權力游戲”。

論壇嘉賓《中國企業家》雜志原社長劉東華說：“領導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圍和一些不法企業家勾肩搭背，搞錢權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設、項目開發、招投標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當前腐敗問題的重災區。”

另外，一些權力一旦失去有效監督和制約，也就為一些希望“走捷徑”的商人打開了“方便之門”。“社會上慢慢形成了一種風氣和習慣，官員和商人以關系和利益作為交換條件，不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格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說。

一位落馬的海南廳級干部在悔過書中坦言，這些商人都是用我們手中的權力富起來的，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會職務不分、身份不分、立場不分，最終走上不歸路。

“不接電話、不批文件”，政商關系如何避免走極端？

反腐高壓成常態，“不敢腐”漸成氣候，然而，另一個極端卻出現了：為了避免“負責任”“受牽連”，一些官員對企業家避而不見，或者搞“軟拒絕”，從過去的“勾肩搭背”變成了“背對著背”。

邢詒川說，現在官員普遍和企業接觸少了，很多官員“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業接觸，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錯越多。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因為反腐高壓，官僚不作為，這樣就出現了政府有權不作為而企業沒有足夠的權力來作為的現象。現在“不接電話、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員的新常態。”恨不得和企業一點關系都沒有，這種情況很麻煩。

一些企業家也表示，現在土地供了，資金批了，項目卻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國家財政資金效能低下的問題，深層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勢下庸政懶政怠政現象的抬頭，甚至蔓延。

在這種畸形的“政商關系”下，官員和企業家之間隔著無形的“玻璃門”，企業發展得不到正當支持和服務。

“要治理這個問題，政府應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鈞說，當前公務員只進不出，工資待遇跟級別掛鉤，只要不出大問題，可以一輩子享受公務員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樣。

他認為，應該建立公務員淘汰制度，考核跟績效聯系在一起，從制度上預防不干事，從制度上來調動積極性，既有獎勵又有處罰，讓不干事的官員通過業績考核離開崗位。

“企業創造了很大的社會價值，政府為民辦事應該也包括為企業辦事。政府應該在制度的約束和規范下，大膽為民辦事，大膽跟企業打交道。”邢詒川說。

依法行政、簡政放權構建政商關系“新生態”

2015年多項改革都按下了快進鍵，新常態下經濟在換擋減速，改革反而要快馬加鞭。在不少論壇嘉賓看來，經濟新常態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賓”的政商關系，政府必須簡政放權，同時政府和企業在法治保障下，公開透明地打交道。

建立健康新型政商關系必須處理好權力與市場、權力與企業的關系。“必須政府簡政放權，還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來確定關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前秘書長龍永圖說，長期以來，中國官員和企業家的關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員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權力，包括資源分配權和審批權。如果不真正建立一個法治關系，企業和政府的關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對領導干部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是官商勾結產生腐敗的根源，需要切實規范權力運行。龍永圖表示，權利要在陽光下運行，要建構一套公開透明的權力運行機制，用制度來消除“沒有原則的政治”與“沒有道德的商業”，回歸權力和商業的本真，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對于權力的約束，鄭永年認為，關鍵是要不斷健全完善“權力清單”與“負面清單”制度。“權力清單”厘清政府職能邊界，將使政府更好發揮宏觀調控作用；“負面清單”劃定的企業經營邊界，從而最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決定作用。

部分論壇嘉賓認為，全面推進大眾創新的關鍵期，企業本身強化科技研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也是政商關系新生態的基礎。董明珠說，企業要從和政府拉關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態”中擺脫出來，把發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創新上，在新常態的背景下，只有走自主創新、科技發展的路子，才是企業做大做強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