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放高利貸者的自白：靠不守規矩才好賺錢

一個民間放貸者的自白

時代周報記者陳舒揚發自北京

長久以來，民間借貸都是中國經濟的參與者，它與銀行等金融機構一起，構成了一個龐大復雜的間接金融體系，大量的企業和個人在其中扮演著資金掮客的角色，他們跟做實業的企業家之間并無清晰的界限，同時也被認為是經濟中的危險因素。

本文講述的故事—江西商人李鳴的放貸經歷是中國民間借貸的冰山一角。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這個GDP世界第二大國的國民經濟的縮影：資金鏈條的維系意味著經濟生機勃勃的繼續，沒有哪個主題比這更重要、更現實。

放高利貸的人

李鳴此次來北京，要會見一個剛被保釋出來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債務人，“一個身家千萬的詐騙罪嫌疑人”。

在北京東南四環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李鳴興致盎然地向時代周報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經商歷程：起點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不過時間到了2008年之后，用他的話說，已經“純粹在做民間借貸了”。

“我以前從來沒讓人寫過借條，”李鳴轉身找出一摞寫著字的白紙，這是一天前他剛要求朋友寫下的欠條和借條，粗大烏黑的字跡全都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借條是本金，欠條是累計下來的利息。”這些都是拖了兩三年的舊賬。

寫下這些借條、欠條的劉方最近倒了霉，因為公司的現金流出現問題，他用信用卡套現還貸，以詐騙罪被捕，不久前剛被放出來。李鳴不知道，自己幾年前借給劉方的幾十萬元究竟什么時候能收回，因此他頭一回讓對方留下了字據。

不過，對于劉方這位不走運的朋友加老鄉，李鳴絲毫沒有緊緊相逼的意思。

今年48歲的李鳴出生于江西省某個貧困的革命老區，說話時有濃重的家鄉口音。與他們這一代的許多生意人一樣，外出經商，老鄉之間的抱團必不可少。但當記者提及贛商抱團時，他馬上糾正：“江西人就是還不夠抱團，遠遠比不過溫州人、福建人。”

李鳴把錢借給的多是像劉方這樣的熟人，有時候則是“熟人的熟人”，熟到借錢不需立任何字據。至于人們具體拿錢去做些什么，有時候知道，有時候未必知道。

“我只做短期的。”李鳴的意思是，只借給那些急需資金周轉的人，這樣能快速收回本金和利息。不過這樣的生意也往往不那么輕松遂愿，比如劉方的這筆“呆賬”，再比如一年前一筆數額更大的借款，債務人也沒有履行三個月還款的承諾，拖欠至今。

這才是讓李鳴最頭疼的。再過兩周，自己一年前從銀行貸的400萬元就要到期，這筆錢當初借給了一個在江西老家做房地產開發的朋友，處理完北京這邊的事后，李鳴須得再回老家追回這筆更緊要的款項。

根據這番追款可能的結果，李鳴做了三手準備：最理想的，是迫使對方從別處借錢還自己的債，這樣的話，“今年的難關就算過去了”；第二種情況，是拿對方沒辦法，自己找親戚朋友借錢還給銀行；第三種，則是從親戚朋友處也借不到錢，只能找民間中介機構去借。這種情況的成本最高，“一個月至少6分的利息”。

從企業家到職業債主

李鳴初中畢業后，干過最久的營生是開拖拉機。家中兄弟在老家靠木材生意發家后，上世紀90年代初紛紛去了廣東珠海。李鳴也跟著南下，在珠海給兄弟的工廠打工，后來則開始做自己的生意：開過電子廠、繡花廠，賣過跳舞毯、游戲機，做過鋼材貿易。雖然早已不做鋼貿，但李鳴名片上的頭銜仍是某鋼貿公司的負責人。

在李鳴這樣的生意人還沒有“玩金融”的時候，中國商品經濟還處于最具原始生機的時期，四處是致富的商機。李鳴剛到珠海時，拉一根線開間公用電話亭就有極其不錯的收入，后來也曾差一點就靠賣跳舞毯大賺一筆。

李鳴興高采烈地談起自己當年是國內第一個生產跳舞毯的廠商。上世紀90年代末，跳舞毯從日本傳到香港，李鳴去香港旅游時買回了幾塊，然后找到技術人員開發、仿制，推出國產跳舞毯。跳舞毯迅速流行，全國各地的小商品市場都向李鳴要貨，最多的時候賬上共收到了幾百萬元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