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互聯網+”也是體制問題 企業家不可能置身事外

“2015中國綠公司年會”于4月20日在沈陽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演講。

鳳凰財經訊 “2015中國綠公司年會”于4月20日在沈陽舉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演講。

周其仁表示，一個物體要往前移動，第一要有動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今天的中國經濟不會缺動力，因為這是一個人口大國，長期貧窮。雖然中國總量占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還在全球80位以后。

周其仁認為，要仔細研究怎么能夠有效地降低經濟往前走的摩擦力。“這個摩擦力用術語來講就是成本。因為我們想實現一個東西，你就會有東西來把你拉住，這個把你拉住的東西，讓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標難以實現，或者實現的不如愿，就是成本。分析這個摩擦力或者這個成本，它有好多的層次，第一層次是每個企業可以對付自己的問題，家家企業，不管出來多么鮮亮光彩，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就是準備付出多大代價。”

周其仁表示，企業之間可以互相交流經驗。“如果我們處理摩擦力的力量不夠，就看看別的企業做的怎么樣，行業做的怎么樣，有哪些先進的經驗可以學。我相信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這兩方面的力量是足夠強大的。”

周其仁補充道，“但是還有第三種摩擦力，就是我們這個系統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個別企業對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業互相學習學習，就能夠有效的把它降低的。我們聚到一起的時候，不能光對付前兩種，還要研究怎么來對付第三種。”

什么是系統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周其仁舉例道，“最近李克強總理在一次座談會上，就點到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國的上網資費為什么這么貴呢，網速為什么這么慢呢，你這個問題是一個上游問題，現在一討論‘互聯網+’，誰都要跟網速和上網資費打交道。但是這個費不是在一個完全的市場環境里面形成的，因為如果說市場環境資費高，有人就會沖進去競爭。但是到了像我們這種非常基礎的電信，或者它的附加價值服務的時候，我們的這個市場開放程度，還是有限。”

“不是說你看見它資費高，就可以提供一個商務進去，給它競爭，把資費降下來，造福于整個市場、整個消費者，是要有總理出面去點。問題我們13億人口就一個總理，這種制度性成本，彌漫在我們整個商業活動的底部。有人說資費高一點、低一點，有什么關系嗎，上網速度快一點、慢一點，有什么關系嗎？有很大的關系。”

“對成熟企業，資費高一點無所謂，因為他們有能力消化。但是對于所謂萬眾創新，剛開始的企業，那個資費高一點點，很多愿望就難以實現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對于很多企業，好的時候資費高一點，資費可以消化，下行的時候，市場吃緊的時候，這個資費高一點點，有的時候就是生死過不去。”

周其仁引用了《喬布斯傳》中的一個故事。“有一天喬布斯走到工程師面前，跟他講，蘋果開機速度慢，能不能讓他的開機速度降10秒，這個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嗎？喬布斯說如果能夠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來？工程師說那可以。全球當時500萬人用蘋果，如果每次開機都慢10秒，算到一起，3億秒，等于是一年里頭有100個人，100個人的終生生命就耗費掉了。這個工程師一聽就懂了。再過兩個禮拜去，這個工程師已經把蘋果的開機時間，縮短了28秒，我當年就是看了這個故事去買蘋果的，多活好多年。”

“上網速度變成了國民經濟的戰略問題，因為各行各業都要面對這個問題，但是這個資費怎么調下來，是一家企業能夠對付的嗎？是我們開開會，互相交流經驗就能降下來的嗎？它涉及到整個所謂體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業、市場準入，涉及到在維持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怎么讓我們一些基礎性的服務，物美價廉。這件事情要引起我們在座各位的注意。”

周其仁表示，今天“互聯網+”已經是一個響徹大江南北的口號，“最近有一個‘互聯網+’的故事，用互聯網跟出行結合起來，打的難是很多城市的困難，你仔細研究傳統出租汽車是挺難的，你說用價格他很難用，你說馬路上劫一個車跟他砍價，不想去就貴一點，做不到，每輛車都砍價，城市就癱瘓了。所以出租車，全世界都一樣，就是窗口家，一公里10塊錢、12塊錢，定死的。

這種模式應對需求的變動就不靈便，因為城市出行有峰，高峰、低峰，閑的時候很閑，忙的時候很忙，互聯網一來，就可以把價格機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因為原來說不準隨便辦出租車，不知道司機干嗎的。

現在看滴滴打的，我去訪問過，誰來接你，接的是誰，都有手機，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是這個在各個城市引起的反應不一樣。有的人覺得你觸犯我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這個業務，你搞了這個業務，過去發那么多牌，出租車公司份子錢怎么辦哪？

所以不要認為“互聯網+”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商務模式問題，是一個算法問題，它也是一個體制問題。而這個體制問題的改革，它絕不是說企業家可以身在世外。現在實現全面小康，企業是這個當中的主力，一定要參與到降低系統性成本的過程當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