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ｂｅｒ們何去何從？ 爭議漩渦中的專車服務調查

新華網長沙５月７日新媒體專電（“中國網事”記者劉良恒　周劼人　章苒）“專車第一案”開審，Ｕｂｅｒ廣州公司遭查，自誕生之日就爭議不斷的專車市場再起波瀾。一邊是監管部門表態嚴控，一邊呼吁“松綁”，關于專車的爭論各界目前暫未達成共識。

Ｕｂｅｒ廣州公司被查，專車市場再生波瀾

據媒體報道，近日，廣州市工商、公安、交通等部門聯合執法，對Ｕｂｅｒ廣州公司涉嫌未辦理工商登記手續、組織不具備運營資質的私人車輛從事經營活動進行查處。

一石激起千層浪，Ｕｂｅｒ被查引發各方關注。作為全球分享經濟的代表企業，Ｕｂｅｒ采用的是將私家車閑置資源與乘客對接的方式，在全球包括中國一線城市引發熱捧。業內人士透露，Ｕｂｅｒ不僅通過低價策略強勢滲透中國市場，還與易到用車等專車公司頻繁接觸有意并購。

在一線城市，一些私家車主以做Ｕｂｅｒ司機為榮，甚至一些公車司機也偷偷依靠Ｕｂｅｒ干起了私活兒。記者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體驗了五次Ｕｂｅｒ，五次都是私家車，車主有銀行中層管理人員、百度高管、私營企業主。當記者問他們為何有高薪還要開出租車時，他們也為自己尋找合理的理由，說“自己不是開出租車，而是“拼車”，將閑置資源與他們共享是在做公益，同時還有錢拿，何樂不為？”

在Ｕｂｅｒ被查不久前，“專車第一案”在濟南市中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原告陳超系濟南一名專車司機，因將私車接入專車軟件平臺提供專車服務，被被告濟南市城市公共客運管理服務中心作出“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處以２萬元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的行政處罰。隨后，原告以被告不具有行政處罰的主體資格且對其查處的證據不充分為由提起訴訟。

盡管此案暫無判決結果，但其可能對專車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不言而喻。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專車行業顯現“野蠻生長”

從誕生之日起，專車服務就引發多地出租車從業者抗議。今年１月８日，交通運輸部首次表態，“專車”服務對滿足運輸市場高品質、多樣化、差異性需求具有積極作用，但禁止私家車接入平臺參與經營。根據現行政策，國內市場的專車平臺只能采用“人車分開”模式，即車來自租賃公司，而駕駛員則由勞務公司派遣。

盡管交通運輸部早已明令禁止私車接入專車運營平臺，但是明知故犯或“打擦邊球”等現象依然大量存在。長沙一位專車司機告訴記者，他通過一家名叫“優之速”的汽車租賃公司接入了滴滴專車平臺，長沙地區至少有３０００多輛私家車通過這家公司接入了專車平臺。

對于私車到底能不能接入專車平臺的問題，學界、業界、媒體、政府和公眾的認識并不一致，圍繞專車準入資格的爭論仍然在激烈進行之中。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余暉認為，作為一種全新的出行方式，專車服務打破以往傳統出租車行業鐵板一塊的利益格局。但是由于相關法律法規缺失，專車服務依然處于“野蠻生長”期。

另一方面，杭州交通運輸管理部門調查發現，目前已經在運營的專車服務存在三大“頑疾”。一是專車平臺對運營主體把關不夠嚴格，存在私家車參與專車服務，專車駕駛員背景審查不夠嚴格、缺乏系統安全駕駛培訓，車輛安全性能檢驗不全等問題；二是消費者權益保障不夠到位，消費者侵權損害賠償制及消費糾紛調解制度不夠健全；三是服務質量參差不齊，主要表現為約單的車輛和駕駛員與實際提供服務的車輛人員不一致，一些駕駛員不文明駕駛、對道路不熟悉等。

能否借“鯰魚效應”推動出租行業改革“破冰”

專家表示，專車服務攪動出租車行業“一池春水”，相關部門可以借機完善“頂層設計”，推動出租車行業朝著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對于專車服務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要強化監管、加強引導。

余暉認為：“租車行業改革勢在必行，但是難度很大。原來的既得利益群體需要借助外來力量打破，而專車的出現恰好可以充當‘外力’。”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軍認為，經過前期“野蠻生長”后，現階段已經到了要給專車服務“立規矩”的時候了，相關部門應該抓緊時間調研，盡快推動出臺法律法規填補“監管真空”。

記者了解到，作為國內專車服務領域事實上的“老大”，滴滴快的于３月中旬發布了《互聯網專車服務管理及乘客安全保障標準》，意欲使專車服務做到“事前嚴格準入，事中實時監控，事后全程可追溯”。但是，這只是一份企業自行出臺的文件，如何執行取決于企業的自覺、自律。針對專車服務的“國標”尚在醞釀過程中，地方政府對其實施監管時還缺少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指導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