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張圖看懂：安倍經濟學誕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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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日本家庭因為要趕在新的消費稅生效前而突擊消費，這導致2015年3月的消費出現明顯同比下跌。基數效應使得收支的細微變化難以計算。因此大幅度下降并不預示著日本家許支出急轉直下，但也不足以顯示任何復蘇的跡象。實際情況更是如此。官方通貨膨脹率的下降支撐著家庭支出這一數據。

我認為，從一些受增稅影響較小的家庭支出的子成分來看，我們能夠了解家庭支出仍在下降的原因。例如，從同比來看，日本家庭在食品方面的支出與稅收變化的相關度呈負數，在家庭總支出中受增稅影響最小。

就家庭用于公共事業方面的支出而言，相關稅率并未發生改變，因此日本的稅率變化（一種財政轉型）并未改變下圖曲線的整體走向。相反，曲線整體方向符合經濟學原理，尤其是貨幣經濟學原理。

導致上述情況發生的原因是家庭可支配收入，或者說家庭可支配收入匱乏。增稅對家庭支出影響如此巨大的原因是，實施質化量化寬松政策后，包括名義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階段在內，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續穩步下降。換言之，通過帶來對勞動力與工資方面進一步經濟增長毫無幫助的通貨膨脹，日本量化質化寬松政策（QQE）達到了與其宣稱的目的（公然搶劫日本消費者的購買力——當人們名義收入稍有增加時便傾向于消費掉）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似乎是所有受到量化寬松政策負面影響地區的共同曲線。在美國，這意味著僅關注于失業率或Establishment Survey。但自2010年開始，完整的曲線變化之間似乎不再存在相關性。在日本，經濟學家只關注自2014年4月開始的二階導數的變化，測量得出家庭支出與收入并不像在曲線轉折點時那樣糟糕。

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長期來看美國量化寬松政策與日本量化質化寬松政策都是徹底的失敗。日本推行該政策的時間可追溯到2001年3月19日，這比美國要長的多。并且日本央行并未不斷破壞量化寬松的模式。

經濟學家只討論下圖的右邊部分，并從支出并未很快下降的事實中看到了“復蘇”的跡象。因為與日本央行期盼的結果相反，“通貨膨脹”已經減輕。因此，相對應的，日本央行原計劃用以刺激消費的政策也難以開展。

但是，顯而易見的還有，幾乎在第一次推行量化質化寬松政策之初，盡管貨幣政策試圖刺激家庭需求，但家庭需求卻幾乎呈直線下降。同時，在追求“聚集需求”的過程中的各種努力，包括日元貶值都似乎總是不夠。日本量化質化寬松政策的最后一步也僅僅凸顯了該政策顯而易見的負偏差。

你甚至可以說在2011年，日本央行再一次推行相關政策（從經濟角度上說，日本央行無法做到長時間等待，讓相關事物自己恢復），使得家庭支出達到低谷后，家庭支出便開始進行自我糾正。現在，這已經成了一種慣例。

我認為日本家庭收入的長期趨勢將這一點詮釋的非常好。日本家庭的實際收入在量化質化寬松政策（QQE）推出之初下降，此后幾乎保持在平穩的狀態（在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后的變化除外）。當然這一情況存在缺陷。但這不是因為貨幣手段而出現的明顯惡化傾向，而是因為日本量化政策的推行。

注意，家庭收入與支出并不是在增稅之初而是在日本推行量化質化寬松政策推行之初開始出現下降趨勢。科學是一門觀測學科而貨幣經濟學則一直避免觀測。如果經濟學家希望有所改觀，他們應該坦誠以對這一事實，并重新定義相關術語。日本央行推行質化量化寬松政策已經兩年，家庭支出與正常水平的差距仍很巨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要回到正常水平非常困難。或許這算不上是典型的自然衰退，但這無異于一場人為的災難。（編譯：雙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