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釋之：滴滴專車違的是部門利益法

法律要去部門利益化

當人們追求幸福的行為沖擊到政府部門利益時，政府部門會揮動法律武器加以捍衛。這樣的部門利益法是可悲的。

財知道：近日，北京市交通委運輸管理局等部門約談“滴滴專車”平臺負責人，明確指出該公司推出的“滴滴專車”及“滴滴快車”業務，使用私家車和租賃車輛配備駕駛員，從事按照乘客意愿提供運輸服務并按里程和時間收費的客運服務，違反了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你怎么看？

胡釋之：李克強總理在談到法治建設時，強調要注意一種傾向，就是部門利益法制化。當人們追求幸福的行為沖擊到政府部門利益時，政府部門會揮動法律武器加以捍衛。這樣的部門利益法是可悲的。你開早點攤，如果有惡霸欺負你，要趕你走，雖然頗為不幸，但至少你還可以指望法律為你主持公道。但如果法律也認為惡霸趕得有理，你就真是無奈了。所以法律的去部門利益化是非常重要的。法律講究的是公正，部門利益法制化嚴重違背法律的本意，這樣的法律實際本身違法。

你因為干正確的事違法，顯然有錯的不是你，而是法本身，要整改的是法，而不是你的正確行為。為什么說有些法是惡法？就是因為它令人們干正確的事變得違法，結果當然就是鼓勵人們干不正確的事。

比如乘客和“黑車”司機經常要撒謊，假裝是親戚，假裝沒有金錢交易。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因為假如他們誠實，說出他們是在“從事按照乘客意愿提供運輸服務并按里程和時間收費的客運服務”的真相，他們就要受到法律的懲處。惡法讓誠實變得昂貴。

是消費者無情地拋棄出租車

如果消費者選擇不坐專車，專車再多，對出租車的生意也不會有任何影響。消費者大量地選專車棄出租車，專車才沖擊到出租車。

財知道：怎么才能化解出租車司機和專車司機的沖突？

胡釋之：沒法化解，因為沖突的表面是專車司機讓出租車司機吃不上飯，但實際是消費者讓出租車司機吃不上飯。你想，如果消費者選擇不坐專車，專車再多，對出租車的生意也不會有任何影響。消費者貪圖享受，大量地選專車棄出租車，專車才沖擊到出租車。

那消費者選專車為何就必然會棄出租車呢？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伊甸園，我們的生活時刻面臨著稀缺性的制約，有取必有舍。這正是經濟活動的意義所在。怎么提高生活水平？就是要追求好的，拋棄差的。有舍不一定有得，但想有得必須有舍，不然進步無從談起。

生產者受人挑選、被人棄用當然是痛苦的，但這是市場社會里每個人都會面臨的命運。事實上，出租車司機自己在下班后，在作為消費者時，他也會盡可能地選購物美價廉的服務，無情地棄用性價比不高的服務。上海崇明的出租車司機交班后坐“黑車”回家，就是個生動例子。市場社會里，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我們在作為生產者時，別忘了自己在作為消費者時是如何看待他人生產的意義的。生產必須通過市場的考試，否則就是在浪費資源。市場經濟之所以殘酷，是每個作為消費者的人們對在殘酷自然環境約束下享受更好生活有強烈需求。也正是這種壓力，在催逼著企業不斷進步，進而提高人們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

可以設想，當年如果不是消費者無情地拋棄馬車，我們現在依然會處在馬車時代。如果底特律的政府部門當年也約談福特，說其違法，將汽車加以取締禁止，我們現在依然會處在馬車時代。人類生活進步的本質就是取優舍次。說取優舍次違法，就是說改善生活違法。這自然會阻礙社會進步。

在評價公共政策時，既要看到表面的收益，也要看見背后的代價。政府若取締專車，出租車司機的就業自然是在政府的干預下保住了。只看到這一點，就會認為政府的干預是促進生產和就業的。但我們如果把因政府干預而失去的更有效率和價值的生產就業算上，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政府干預實際是反生產的，實際是在阻止社會進步。

為何官員傾向于查禁專車？

查禁專車，損失的是消費者和專車司機的利益，政府部門官員無需承擔。而不查禁專車的損失，政府部門官員自己的權力租金會因此減少。對官員來講，不查禁的所失大于所得，官員自然傾向于查禁。

財知道：查禁專車等創新服務的社會代價那么大，政府部門為何卻很有積極性這么干呢？

胡釋之：這和政府部門的特殊激勵結構有關。比如查禁專車，損失的是消費者和專車司機的利益，這損失雖然巨大，但政府部門官員卻無需承擔。而不查禁專車的損失，政府部門官員自己要承擔，比如自己的權力租金會因此減少。也就是說，從全社會來講，不查禁的所得遠遠大于所失，但從官員個人來講，不查禁的所失大于所得。這樣一來，官員自然傾向于查禁。

這和企業不一樣。企業如果讓消費者受損，比如把專車服務降低到馬車水平，那消費者就會流失，企業自己要承擔巨大損失。所以企業一般會盡量避免犯錯，避免損害消費者利益，它面臨著很強的自我利益約束。我們老說企業行為有外部性，但政府行為的外部性實際更大，這點是要記得加以權衡的。

胡釋之系宏觀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