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日明：銀行員工卷款潛逃 流失的是銀行信用

脫離銀行的資金仍然傍附著銀行的信用，銀行承擔的風險不僅沒減少，而越來越大，越來越脫離銀行的控制。蘇瑜案不過是這一現象的極端體現。

“興業銀行北海分行高管卷款30億元潛逃”一事仍然在持續發酵。但截至今日新京報的報道，警方仍在調查之中。本案更多的細節還沒有披露，銀行是否有責任、有多大責任，還很難判斷。但已知案情透露出來的信息已經足夠令我們警惕。

首先是網傳蘇瑜借工作便利，誘使興業銀行的2000多個重大客戶上當受騙，涉案金額高達30多億（報案額11.6億），興業銀行此前并未發現，內部操作風險控制完全失靈，令人震驚。其次，這些人借款的時候，沒有簽署興業銀行的借款合同。

從這些借款金額上來看，涉案的受害者都不算窮人，有起碼的生活閱歷，微信朋友圈和官方新聞報道的防范詐騙提醒看的應該也不少，他們僅憑蘇瑜是興業銀行的員工，就通過非官方渠道借出這么多錢，恐怕不僅僅是看重高息。

說到底，還是銀行擁有的國家信用在起作用。早先大家認為銀行的存款是高枕無憂的、銀行理財是沒風險的，前幾年發展到銀行作為中介的委托貸款是沒風險的、銀行推薦給客戶的信托產品是沒風險的。當這種印象在大眾的意識里根深蒂固的時候，銀行員工就代替了銀行，銀行員工推薦儲戶存款換保險、推薦過橋貸自然也是沒風險的。近幾年銀行存款丟失、華夏銀行卷入理財產品違約事件都是這種思維的結果。

這種現象的形成，固然有儲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責任還是在銀行和監管機構。本案中，興業銀行發生如此之大的事件，仍然是不聲張、不主動披露。此前工商銀行卷入的中誠信托“誠至金開2號”信托計劃延期兌付事件，最后也是以山西省、中誠信托和工行兜底而告終。為何興業銀行不愿聲張、工行要剛性兌付？因為誰都承擔不起“銀行有風險”這幾個字，也正是在此思維的驅動下，蘇瑜才有作案的機會。

也正是因為銀行有隱性的國家信用擔保，在金融市場化環境下，監管機構對銀行放松監管，銀行的經營容易忽視風險。在公眾意識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監管機構也不敢讓銀行隨便破產。隨著金融脫媒，存款流出銀行的速度越來越快，但脫離銀行的資金仍然傍附著銀行的信用，銀行承擔的風險不僅沒減少，而越來越大，越來越脫離銀行的控制。蘇瑜案不過是這一現象的極端體現。

雖然已經推出的《存款保險條例》，試圖通過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將國家在銀行存款的責任明確，剝離附在銀行其他業務上的國家信用，一舉消除國家保障銀行安全的負擔。但這一任務恐怕不是條例就能解決的。

對于銀行來說，風控如此不到位，很難讓人相信其中高管沒有涉入其中。此外，金融機構、監管機構對存款人等銀行客戶的投資者教育總是集中在文本，不敢給予他們血淋淋的教訓，但事實上，對一次不當投資的懲罰要遠勝于十次苦口婆心的勸說。

□聶日明（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