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金融改革很多問題討論了幾十年 進展很慢

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鳳凰財經訊 “2015陸家嘴論壇”于6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舉行，在“新常態下的金融改革與擴大開放”的主題下，來自政府、金融管理部門、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高校研究機構的130名嘉賓，將圍繞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法治、人才等多個議題深入討論。

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25日下午“匯率、利率市場化規格和資本項目開放”分論壇上演講時稱，金融為經濟服務需要匯率機制的改革。“如果沒有市場化的匯率機制，國際市場大起大落的時候，沖擊波就帶到國內經濟來。”

周其仁認為，利率機制問題也是一樣，服務實體經濟，必須有利率改革。

周其仁表示，金融改革很多問題討論了幾十年，但進展很慢，是因為對改革的風險估計偏高、收益估計偏低，我們積累了那么多年經驗教訓，希望2020年前能把市場經濟的體制基本落下來。

以下是發言實錄：

謝謝主持人，本來我接到通知是我當主持人，因為正好在上海出差有一個主持機會，結果來了以后變成我發言，我只能就這個題目談幾點理解。

一是，我們一邊強調金融要為經濟服務，同時又有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問題，關系到底怎么樣。我想金融為經濟服務什么時候講都不會錯，為中小企業服務、為創新服務都沒有錯。問題怎么做到？怎么做好？金融自己的體制如果不進一步改，能不能很好的完成改進工作。比如說實體經濟要服務，到底是什么服務？是不是所有的實體經濟融資都要給他們錢，給一樣多？還是中小企業就要給錢？這樣的話，能服務好嗎？所以，如果沒有金融體制自己的改革，我們看這些年的經驗，剛才李揚先生講到了這些問題，匯率機制，如果沒有市場化的匯率機制，我們也是為實體經濟服務，我們出口導向很大程度是跟匯率聯系起來的，很大的成就支持了高速度、支持了用工轉移，但也帶來了過度依賴的弊端。遇到國際市場大起大落的時候，沖擊波就帶到國內經濟來，匯率機制不靈活就要讓央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為中國的外匯放在這里沒有其他主體來買，其他主體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就不是我們理想的匯率，所以就要央行起作用。基礎貨幣大量出去以后，央行要維持貨幣環境的穩定，就要采取對沖的措施，包括極高的、法定的準備金率。

這個問題是一串套起來的，如果匯率機制的改革，處在跟全球經濟聯系的經濟體，所謂金融為經濟服務很可能里面要打很大的問號。再看利率的問題，利率機制當然有很多的討論，但看結果，當時是為實體經濟服務。我們看一下里面有沒有金融的作用呢？把關了嗎？篩選了嗎？甄別了嗎？那么多地方債務，這些都是儲戶的錢啊。這些就提醒我們要注意，我們不能僅僅說金融為經濟服務，一定要把金融體制的改革作為金融服務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匯率、利率機制更大跨度的改革，我們良好的目標做起來代價也是很大的。這是第一點我對今天討論問題的了解。 

第二點理解，匯率、利率大的范疇就是價格改革，它實際上是金融產品的定價問題。那么，價格改革和別的改革是什么關系呢？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挺好，把資本向下、對外開放放到一起，因為沒有資本向下、對外開放什么叫做匯率改革、什么叫做價格改革到位。這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一直在討論，什么叫做價格改革、什么叫做產權改革。現在看來這些東西是不對立的、是一體的。你說什么是價格機制靈活呢？剛才李揚先生也講到這個問題。就是市場主體有權出價、有權討價還價，結果就是我們所說的價格機制。我手里的東西什么價格賣，你接還是不接，決定于整個供求關系，不是任何人設計，事先演算的，是很多主體爭啊、斗啊的結果，前提是這個主體要出來。金融改革可以說的非常復雜，因為專業性非常強，但本質很簡單。本質就是中國所有人，他在中國創造的收入可以放到哪里去呢？如果今天不花，要投資，可以放到哪里呢？反過來市場上任何金融機構看到那里有一塊錢，能不能把錢吸引過來。所以，價格機制、匯率、利率講到底是財產的權利問題。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的家庭、企業，這種主體到底有權干什么事？這就是價格機制的本質。原來討論價格改革還是產權改革，好像是兩個改革，現在看來經過這么多年應該融匯打通，價格問題就是產權問題，離開財產權利的充分保護，特別是轉讓權、契約權，充分的自由，沒有市場。

這里就要討論為什么要往這個方向改呢？我想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把這個事情解釋的蠻清楚了。全球文化和技術進步很多未來的事情是不知道的，今天還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看得清，可以集中起來做的，但大量事情是看不見的，事先看不清的。那怎么對付呢？就要分權決策，讓更多的主體消化不同的信息、做決定。你說讓分權做決定，可能也出錯的。你看我們股民是可能出錯的，企業也可能出錯，投資公司也可能出錯的，哪個私人老板都可能出錯。但是分散決策錯了對全體影響不大，第二分權主要是分到財產權，就有了制約權。你再胡來本賠完就沒了。一個國家把資源集中起來，是所有人的資源，糾錯機制往往不如分權的糾錯機制好。所以，我們國家到今天看得清的事情，就是還可以利用所謂的大國效應來做。但對未來看不清的事情，應該更多的利用分權機制。而所謂匯率、利率市場化，它是分權體制的一個表達，我想剛才李揚講的很清楚。所以，我的第二點理解，匯率、利率和開放、和準入、跟其他產權制度的改革是一體的。 

第三，你看我們金融改革，很多問題討論了幾十年，好像沒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意見，就是做的時候很難、很慢、很不容易。我想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對改革的風險估計偏高，對改革推進以后的收益估計偏低。這里還有一個誤差，因為發言權大的是在現在就要負責任的。現在負責任，他就想一旦改了，出了問題要負責任，就很容易變成所謂改革的風險厭惡者，希望不要改得那么快。但改進推進以后對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經濟受益，這個主體現在還沒有上場。我們只有積累了這么多年的經驗以后，發現拖拖拉拉、走一步退一步的代價越來越大。你看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是很高，拖泥帶水的成本也不低啊，資源配置；再看留下的問題，可能現在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還有一個問題，我也不敢講匯率加快改革、利率加快改革就沒有風險，但看來看去沒有對付不了的風險。為什么我們開放就對付不了呢？會有風險，但積累了這么多的經驗教訓，中國也培養了這么多人，應該說，沒有對付不了的風險。如果說現在再討論，已經討論了這么多年，現在說2020年前能不能把市場經濟的體制基本落下來。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可能要表達這樣的觀點，如果有一種意見認為在進一步改革會有對付不了的危險。那我的看法就是另外找一些能對付得了的人來搞啊！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