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系列論壇：金融國際合作與“一帶一路”戰略實錄

鳳凰財經訊“一帶一路”戰略引發國內外高度關注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如何推進，在金融層面會遇到哪些問題和障礙？金融機構該如何參與“一帶一路”，如何與國內企業同行，如何與境外金融機構合作？在積極推進這一戰略的同時，如何前瞻性地防范金融風險？

以下為演講實錄：

[主持人]  首先有請來自于中投的副董事長、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李克平先生，我們知道中投在海外發展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所以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我們毫無疑問會看到他們越來越多的身影。掌聲有請李總。

[李克平]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能夠來到論壇和大家一起交流關于中國對外投資和國際開放，這樣一個戰略中的一些看法。正像主持人剛才所介紹，中投公司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個主權財富基金，在這方面中投成立于2007年。因為這樣一個背景和環境，中投公司作為全球化的機構投資者我們更關注我國對外投資戰略。我今天要說的主題會側重于“挑戰和應對”。

關于中國“一帶一路”和對外投資的戰略，其實最近是一個熱點問題，也有很多討論，所以關于這些問題的必要性、重要性都不多談，在有限的時間會集中談我對這些問題面臨的一些挑戰和應對方面個人的看法

側重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方面，是我國對外投資戰略的特點和風險特征。第二個方面，會側重講從我國內部來看，從我們的企業、政府、其他各類投資者的心態、行為看需要關注的一些問題。第三方面，關于應對方面的思考。

第一，關于我國對外投資戰略的特點：第一個特點，如果我們來看目前國家政府提出主要對外投資戰略——“一帶一路”，包括國際產能合作，這樣一些主要的戰略，我們會看到在區域上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全球發達經濟新興經濟體中，我們投資領域的重點是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這樣一個區域不同的類型當中，應該說新興經濟體作為發展中國家從法律、政府治理、法規監管以及到相對微觀層面的公司治理，以及到市場化水平、基礎設施都是一個發展中的狀態。

而在有些國家可能完全是一個更進一步欠發達的狀態。在這樣一個區域特征中，作為我們對外投資的一個區域上的重點，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在區域上具有高風險的特征，在國別風險上具有高風險的特征。當作為我們戰略重點時如何應對、如何破解這些風險，就成為整個戰略實施過程中必須要去尋求答案的一個挑戰。

第二個特點：行業。我們在很多關注戰略的理解、解讀、分析中都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行業特點、投資重點領域的特點是基礎設施。但是我們知道基礎設施是完全有不同的類型，最簡單的說成熟的基礎設施具有提供穩定收益的特征。而需要做開發性的所謂綠地的基礎設施，是具有需要建設周期長、需要資金規模大、流動性差，這樣的一些特點。

這樣一些特點在不同的行業、領域的選擇上，本身就是一個高風險的領域，因此在這些行業中，作為投資者會需求更高的回報，作為對風險的補償。然而在很多基礎設施方面和其他產品會有所不同，有相當一部分基礎設施帶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因此它在收入的方式、在價格的制定方面，會有很多監管，甚至是對收益的限制。

因此它反過來又具有收益低的特點。那么這樣一個結構，就使得開發性的，并且帶一些基礎設施，帶有一定公共物品的基礎設施，反而是融資最為困難。另外一個方面，投資者又很難獲得這種準公共物品基礎設施溢出的社會效應，因此這種溢出的社會效應不可能是投資者能夠全部擁有。所以在這里面投資者投入和收益的獲取，是非常難的行業投資領域，需要有很多機制上的創新。

事實上在綠地基礎設施上不僅新興市場，即使是發達國家，包括今天在美國也同樣會遇到從融資開發建設難的問題，也仍然會面臨從法律法規融資以及最后收入實現等等難題。這也是我們在實現這一戰略中必須面對，并且必須尋求答案、尋求破解的一個挑戰。

第三個特點：也是從行業領域來看，我們對能源、資源領域，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一個重點，在這一重點上也面臨一些難點。從現在全世界無論是富有的資源擁有國還是相對貧窮的資源擁有國都有一個基本的趨勢，對于能源資源開發方面的保護主義。 

另外一方面從本國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角度考慮，東道國希望更多的把能源開發，以及連續增值過程的好處溢出留在當地。因此對外國投資者的進入，控股比例、后續增加價值的要求以及出口稅收，會有很多法律法規和監管的要求，整個趨勢是增加的。在不斷增加的國家，特別是在有些法律法規并不健全的國家，會出現比較頻繁和帶有一定任意性的相關規定更改。

因此給這種投資又增加了不確定性，換句話說是風險。因此在這樣的領域中，如何去面對這些風險，并且應對這些風險，也成為企業走向境外進行國際投資中必須解決的問題。這是從外部來看我們面臨的一些在戰略重點會看到一些基本的事實所具有的特點和風險特征。

第二，從我國內部，從企業、投資者行為、從政府行為中，從這些現象中可以看到存在一些誤解、誤判，和可能存在的盲點，這些不僅僅是一種可能性，實際上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十幾年中國企業在海外大量的投資案例，特別是其中一些失敗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方面的誤解和誤判實際上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著繼續重演的可能性。分幾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個問題，對外投資的主體是政府還是企業？這其實不應該是一個問題，在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對外開放戰略中已經非常明確提出和要求，企業是對外投資的主體，市場化運作是對外投資的要求。但是我們在現實中仍然會看到一種困惑，最根本的問題中國對外投資的戰略是基于中國企業的內部需求，基于中國經濟結構升級的發展需要而設立的，還是政府的一種構想，是企業服務于政府的構想？

我想這個答案是毫無疑問的，中國的國際化、中國的對外發展戰略，根源于企業發展的內在需求，是根源于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全球經濟環境，以及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互補，是這樣一個結構決定的。因此，政府的戰略規劃，只是順應了我們的經濟體、我們的經濟主體、企業的內部需求，而提出的一種引導、一種規劃、一種支持、一種政策。 

在這一意義上應該更多由企業內生的驅動，內部戰略的一種推動，作為主要的形式。有時候我們也會經常看到一哄而起的熱點，或者大家突然都專注于這些在一個大的背景下，從這些思維邏輯上可以看到，在現實中會有一種相反的情況，在這一點會對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帶來比較大的影響。

第二方面，在對外投資的熱潮當中，國際化的戰略不是一趟列車，沒有可以免費搭便車的機會。如果要做比喻更像一支駝隊，但是這支駝隊會有想到、會有支持、會有服務。但是真正要到達目的地需要的是每一個經濟主體、每一個企業自身的努力。只有通過自身努力才能實現目標，而不是說搭上這個便車就可以實現目的。這一點恰好跟說的企業是否是真正對外投資戰略的主體，完全一脈相承。

第三方面，在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過程中，我們在今天仍然在一些案例中看到這樣的現象，把中國經驗、情景、模式不自覺地、無意識地放在自己的頭腦中，并且在投資的判斷決策中，運用這些經驗，或者用這些經驗作為判斷。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我們知道很多真正在海外有過對外投資實踐的企業，都應該有一個切身感受就是，每一個國家的投資環境是不同的。

很多中國企業帶著在中國成長的經驗，會不自覺地影響自己的判斷和決策方式，在這一點上應該有足夠的警醒，充分的關注投資東道國的情況。而且在分析和判斷過程中，也過多的使用一種宏觀邏輯來進行投資決策。比如在關注中國“一帶一路”、對外投資的戰略、國際化的規劃中，會看到大量的學者、專家運用基礎宏觀數據，討論某一個戰略、某一個策略，某一個行業這種投資的布局或者投資的策略實施。

過于從宏觀概念上，比如我國缺少資源，誰擁有資源，因此它就是一個直接的投資對象。其實在真正的投資決策中僅僅是一個背景，離具體的投資可行和操作的分析判斷距離很遠。另外在我們考慮問題時，比如基礎設施，沒有一個國家具有中國這樣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行政動員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很難以想象中國在80年代和90年代建立基礎設施的融資模式，能夠在任何一個國家再現。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當我們投入資金去做這些開發建設的時候，其實我們需要非常關注東道國從法律法規、土地以及其他環境要求上對這些項目的要求，以及在實施過程中的難題如何破解。

第四方面，關于中國情景的經驗主義移植，也會表現在其他領域，比如我們對于一個投資項目的成功，在中國有獨特的人口密度、經濟密度和對經濟規模效應的支持。但是在其他國家這種情景、這種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只有置身處地于這個情景當中，才知道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我們很多經驗、很多的企業是在我們本地成長起來的，因此這里面有一個思維方式、決策方式的轉換。

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是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在過去這幾十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主導性的作用，但是在其他國家并不是這樣。因此中國的企業有時候會高估了雙方政府意愿對商業行為的影響。當雙方的政治家有良好的合作意愿，和政治家達成熱切的合作愿望時，并不等于商業行為上的一帆風順。

只有在直接的經濟體，在投資項目的主體雙方能夠找到交集，雙方能夠找到利益交集，雙方能夠找到互利共贏的機制，雙方能夠找到長期合作的安排，才能夠達成一致，才有可能使你的互利共贏愿望實現。因此政府之間的協議或者意愿是良好的背景，不能代替經濟行為，而我們很多中國企業在中國的經驗和當地政府達成的良好意愿時，往往會對項目的推動具有直接的主導作用。在這點上，在境外是不能高估，否則會使你的決策陷于被動，甚至會造成損失。

第五方面，對外投資活動不是一次簽約或者投入，其實這是一個常識。這種投資是一個長期整合、磨合和價值創造的過程。這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對外投資的時候，有證券市場投資、也有直接投資（FDI），股權參與合資等等的，各種方式，我們討論是后者直接投資。對于這種直接投資，是一個長期的整合、模式和價值創造過程。

應該說在現實中，我們不難看到對于簽約多少、對于簽約規模，對于一次性投入的過度關注。而如果看一下案例，特別是失敗的案例，都能夠看到對前期的高度重視和對長期運營管理、價值創造如何真正實現投資的目的，實現回報、實現收益的忽視和過于簡單化的設想。這幾乎是所有失敗項目中都不會缺少的一個重要因素。像人們所比喻的這種投資是一個婚姻，人們把精力更多放在婚禮上，并不能保證今后婚姻生活的正常。的確如此。

第六方面，用一個時髦的詞匯來說，在中國的對外投資中整個社會在討論這個問題上，第一充滿自信是一種好事，但是大家的自信通常從龐大的宏觀數據中得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儲備國家，擁有數量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家，是第一大貿易國，因此有一種錢多飄飄然的感覺，至少在某些企業、某些行為、某些報道、某些分析中，的確是有錢也不能任性。

中國是人均7000美元，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是因為13億人這個錢包看著有點大，但決不是錢多。中國的外匯儲備多需要更好的多元化管理，但也決不是閑錢，只要投出去就是好事。我們要投資必須對納稅人、必須對股東、必須對儲蓄者負責，必須獲得相應的回報。

所以就像中國的消費者或者極少數的消費者，所謂的土豪在國外的消費行為一樣，中國的企業在對外投資中決不能被這種土豪的揮金如土的行為所傳染，必須扎扎實實、斤斤計較，對最終的所有人負責。

最后提幾點建議（思考）：首先，在剛才說到的國家風險、行業風險、領域風險，以及其他相關的問題中，第一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倡導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創新。第一為解決新興市場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非常積極主動的建立了一種多邊的融資機制，雖然在數量上并不足夠，但是它至少是一種非常積極的機制安排，去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第二個多邊機制的潛力在于不僅僅是基于有多少錢去支持投入，而在于它建立的這種多邊協調和多邊合作機制，可以有利于更好地創新以解決面對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國際合作現在。第二，要強化企業在對外投資中的主體作用。所謂強化企業的主體作用，最主要企業要有清晰的目標和國際化戰略。

這是基于自身需要。同時企業必須在國際化戰略中明確挖掘、利用和提高自己的競爭優勢。如果沒有競爭優勢，在國際化戰略中是不可能持續發展和存在的，可能是被淘汰的東西。對于企業來講，特別對于國企，在國際化戰略中仍然需要硬約束、要有目標。

第三，強調堅持市場化運作，要有明確的商業目標，要有對投資標的的長期跟蹤和研究，要有充分的凈值調查，需要有盡可能充分完備的法律合同保障，需要有詳細的投資后的管理運營方案，需要有明確的價值增值計劃。所有這些對于企業作為主體、作為市場化運作不可或缺。

第四，要有真正互利雙贏的構造和實現方式。護理雙贏絕對不是一個概念和口號。沒有真正互利雙贏的安排，不可能在東道國長期存在，不可能在東道國長期發展，你更不可能壯大。因此互利雙贏既利己也利人，如果沒有自己的收益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情，但是沒有對方的利益你不可能在這里長期存在發展壯大。在這方面，成功的案例就是本土化，這是解決互利雙贏的基本方式。

第五，中國經濟在國際化戰略上，應該有進一步動態的優化，比如：1、在區域戰略上不僅有重點，還要有分散化。不僅有新興經濟體作為重點也要有全球化發達地區和新興地區多元、分散化的布局，來減少某些地區的系統性的風險，使得中國的資源配置在全球變得更加均衡。

2、在領域上也要有多行業的分布，不僅考慮傳統的能源、資源的互補，也要考慮前瞻性的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的需要。3、在走出去越來越成為主要方式時，引進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條腿，必須是走出去、引進來兩條腿結合，包括中國制造2025的規劃，也要需要有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實現。

第六，也是一個建議，政府在國際化戰略中，從內部上看有引導、服務、支持的功能，這是共識。在外部方面，其實需要不斷的加強多邊、雙邊的協調，需要加強促進保護，就是促進東道國建立更好的投資環境。當出現利益沖突的時候也可以更好的協調和保護本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在這一意義上簽約多少不是政府關注的主要目標，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恩提供服務支持和在多邊、雙邊創造更好的甚至在全球范圍努力去爭取創造和推動一個更好的開放的、更透明、可預期、良好的投資環境，是對本國投資者、也對全球經濟、全球福利提高的重要方面。

謝謝大家，我在上面提了一些個人的設想。關于中投，我最后提幾點，為了更好地投身于中國對外投資戰略，并且支持國家戰略的發展，支持中國企業的發展，中投在今年，第一成立了中投海外直投公司，第二，中投海外直投公司，把重點放在更好地去和中國企業以及外國企業的合作來推動中國的走出去和引進來戰略實施，爭取互利共贏的效果。第三，中投在這過程中：一方面加大對現有全球投資組合的挖掘，挖掘中國因素，挖掘對中國經濟更好合作的機會和對象。另一方面把注意力放在尋求行業中有競爭力的領導者、有競爭力的領先者，更多去了解他們的國際發展戰略，來創造和構建更多的合作機會。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當然我們知道中投在這些年的海外投資中創造了很多經典的案例，但是面對強手如林的海外投資市場，我想中投多多少少還是顯得有些孤單，我們只有這樣一只基金在戰斗，不過在去年開始這個形勢發生了變化，在去年年中南非成立了由中國主導的金磚銀行，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們又專門為“一帶一路”設立了一只基金，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名字叫“絲路基金”，這個基金一誕生就引發了大家高度，因為規模將會達到400億美金，而且是專門為“一帶一路”設立的中長期回報的股權投資基金。在今年“兩會”上，絲路基金的掌門人金琦女士在記者會上一露面，就激發了大家高度的關注，也成為了那天記者會的熱點，今天我們也是非常榮幸地邀請到金琦女士，來到我們今天的論壇，掌聲有請，請金女士跟我們分享一下她此刻的思考。

[金琦] 謝謝主持人，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很高興能夠參加今天的論壇。與大家共同討論“一帶一路”中的國際金融合作話題。我很高興地看到今天這一場的嘉賓都是我們絲路基金的股東，中投是我們的股東，還有開行，跟我們的股東單位在一起共同討論這個話題，就更加有意義。

股東單位不僅僅是我們的股東，也是我們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在“一帶一路”的建設當中，我們富有共同的使命，在未來的業務發展中，絲路基金也會跟正在籌建而且馬上就要簽署章程的亞投行正在籌建當中的金磚銀行等等，所有的金融機構都會共同合作。借這個機會代表絲路基金向金融界的同行們，一直以來對我們的關心和支持表示感謝。

“一帶一路”建設所倡導的是實現“全方位、立體化、多層次”的互聯互通，資金融通將發揮基礎性的重要作用。我們做好“一帶一路”下的金融大文章一定要做好，我們作為絲路基金很贊成剛才李總所講的非常重要的觀點，作為金融行業當中，我們這樣一個新成員，絲路基金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當中首先要解決好我們自身的作用和地位的問題，也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問題，所以我們成立半年來一邊籌建、一邊運營，同時我們也在思考自己的定位問題。

我想需要從三個層面來著眼，形成三種思維：第一點，要著眼于宏觀層面，形成對接思維。“一帶一路”的倡議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和互動性，需要我們形成對接的思維，習近平主席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強調：“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要在已有的基礎上實現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優勢互補。“一帶一路”建設就將推動資源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進行配置和結構優化。 

因此我們需要與域內的國家發展宏觀戰略向結合，實現需求對接、責任對接、利益對接。金融機構通過多種投融資的方式支持企業走出去，可以發揮中國資本與中國經驗、高端技術和裝備優勢的組合作用，同時將國際領先技術引進來，在帶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過程中實現與相關國家的技術、管理、文化和市場的相互交融、相互合作和互利共贏。

第二點，要著眼產業層面，形成產業鏈的思維。“一帶一路”的創意開創了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的廣闊空間。需要我們形成產業鏈的思維，長期以來我們對外開放都是以加工貿易出口帶動為主，處于產業鏈條當中中后端。近年來企業走出去也是多以工程承包為主，管理運營不太多。債務融資比較多，股權投資比較少。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金融機構要支持企業實現海外投資由單純的工程承包為主，向以BOT（建設經營和移交的模式）為主的轉型。

走出去的激勵機制要由項目自身效益驅動向拓展產業鏈的方式轉型，通過裝備走出去和產能的合作，帶動產業資源整合，和技術的升級換代，從而提升企業運營管理能力，自主創新能力個，和跨境的合作能力，重塑競爭優勢，實現向全球產業價值鏈高端的升級。

第三點，要著眼金融層面，形成資本思維，資本走出去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需要我們形成一種資本思維，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表明，以資本走出去帶動優質產業和裝備技術的走出去，開展產能合作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經階段，也是對外開放更高層次。

中國是全球儲蓄水平最高的國家，企業走出去可以充分的借力我國資金優勢，進行合理的融資規劃，運用資本思維就是要以資本走出去來助推企業走出去，通過創新投融資支持的方式，綜合運用股權、債權、基金、信貸、信保以及本幣和外幣等等多種的融資方式和多幣種的融資組合，加速資金循環和實現投資效率的提升。絲路基金和近期宣布的各類投資基金都將成為股權融資的主體，以資本的支持來翹動更多資金的投入。此外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也為企業對外投資實現多幣種、多元化組合提供了很好的便利。

除了上述三種思維以外，我們認為資本走出去的風險防范也是絲路基金運行當中需要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剛才李總也講到很多對外投資走出去方面所考慮到、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風險，以及如何防范。絲路基金定位在中長期的開發投資基金，所以絲路基金與其他機構不同點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更重要的是也不是一個政策性和援助性的機構，也是要遵循市場定價原則，以較好的投資回報來衡量和篩選優質投資項目的機構。

同時我們也要綜合評價項目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這個前提下，我們需要積極探索構建投資的風險防控機制。這是我們目前需要認真思索的問題。 

我想有這樣幾點：第一，建立激勵約束機制，與企業共擔風險，我很贊成李總所說走出去主體是企業，支持企業走出去就要以企業作為投資和運營的主體，建立起產權清晰、責任明確的治理結構。特別是要明確項目投資以后，出資各方的經營管理責任，要健全激勵約束機制，確保實現投資的效益。第二、要設計合理的風險緩釋和補償機制，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我們會面臨各種國別風險、市場風險、運營風險和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

在開展項目評估、篩選和凈值調查時我們需要全面的梳理各種風險，在投資方案當中，我們也要充分的設計風險的緩釋和補償機制，這些機制就包括要充分利用主權擔保、資產抵押和各類的保險機制，盡量全面地覆蓋風險。第三，要設計合理的退出機制，作為以股權投資為主的金融機構，絲路基金做出決策時必須同時設計好退出機制，對于商業性較強的項目我們希望實現上市以后退出，對于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類中長期的項目，可以選擇在項目進成并且運營以后，通過相當低政府轉讓、向企業主體的回購、公開上市、股權轉讓等等方式退出，并且實現合理的收益回報。

第四，注意遵守投資所在國的社會、文化和法律規范，不同國家針對不同的投資主體和投資產業都會制定不同的吸引投資的政策，同時許多國家在環境保護、勞工權益、就業政策、產業保護等等各個方面也有各自的政策規范和法律文化。在選擇項目時我們必須充分評估投資項目與所在國的各類政策、規范的一致性，避免發生不當的投資風險。

第五，還是要加強中資機構之間的相互協同，“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公布的數據，到2020年亞太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需要8萬億美元，融資的缺口非常巨大。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區域內、區域外，還有很多相關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程度，在不斷加深，也產生了大量的經貿合作、產業合作、人文交流等等各方面的需求。

“一帶一路”建設當中的投資機會確實非常大，合作空間非常廣闊，需要統籌資源，提高投資效率。一方面我們希望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夠攜手合作、優勢互補、良性互動，更好地發揮抗風險的合力作用，實現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機構也可以各自的特長和優勢，因為金融機構根據自己的定位都是各有優勢的，所以這樣的優勢互補就可以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階段開展合作。共同為項目投資提供多元化的資金保障，我們可以共同開創“一帶一路”框架下互利共贏的大格局。

正如剛才主持人所說，絲路基金啟動運行已經有半年了，這半年當中一邊積極組建，一邊推進業務。在公司功能定位、投資理念、業務實踐等等方面也開展了積極的探索，大家可能已經通過媒體了解到，我們在今年4月20號，絲路基金在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國領導人的見證下，與中國的三峽集團，以及巴基斯坦的相關政府部門共同簽署了投資巴基斯坦水電項目的《合作諒解備忘錄》，從而推出我們的首單項目，也就是說絲路基金有了良好的開局。

在支持企業走出去和海外投資方面，我剛才也說到中投公司、國開行、進出口銀行和各類商業金融機構，很早就開始在海外開拓市場，在全球布局，經過多年辛勤的耕耘，他們在搭平臺、打基礎、儲備項目等等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投資和管理的經驗，所以剛才李總說到非常多的體會和一些看法、觀點，都是多年積累的一些經驗，我們絲路基金是剛剛起步，所以在未來的發展進程當中，我們還是真誠地希望繼續得到金融界同行的關心和支持，我們也愿意跟大家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繼續分享大家的寶貴經驗，共同為“一帶一路”的建設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金總分享的思考，正像金總所說絲路基金成立半年來做出很多的努力也取得很好的進展，我們也期待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絲路基金能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再次感謝金總。謝謝。剛才金總說過，今天來到現場的很幾位最重要的嘉賓，其實都是絲路基金的股東代表，所以今天在某種程度上有點像絲路基金的一次董事會，剛才李總代表中投，中投占了絲路基金15%出資方，另外一位出資方金總也介紹過，說是中國進出口銀行，跟中投一樣也是占了15%的股份。現在我們就掌聲有請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行長助理李健先生，為我們進行演講。

[李健] 謝謝主持人，剛才金董事長說絲路基金的股東之一是口行，估計很多在座的嘉賓不知道“口行”是誰？“口行”這個名字，進出口銀行的人不是很喜歡。但是已經約定俗成了，大家都這么叫，因為我們也確實想不出來其他的簡稱，我們中國人就喜歡用簡稱。一說“口行”我們心里不是很舒服，我們說自己是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叫“開行”，人家把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合稱叫“開口行”，這很不錯，一開口這兩家銀行就掏出很多的錢來。

中國進出口銀行是成立于1994年，大家都知道是國家的政策性銀行，而且今年進出口銀行經過國務院批準，進行了改革。改革之后仍然定位是國家政策性金融機構。進出口銀行成立21年來，一直支持國際經濟合作為己任，逐步建立了以進出口融資為基礎，“兩優”貸款為龍頭，優惠信貸以及優秀買方信貸，簡稱為“兩優”貸款。所以進出口融資為基礎，“兩優”貸款為龍頭，一攬子合作為特色，走出去融資為重點，多邊合作基金為補充的多位一體的業務體系。

搭建了較為完善的融資合作平臺，成為中外交流與合作的重要經濟橋梁。現在中國進出口銀行已經在全球同類的官方出口機構中最大的一家金融機構，而且遠遠超出了第二和第三。進出口銀行在支持我國進出口貿易、推動企業走出去，促進開放型經濟發展，促進國際經濟合作方面，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金融支持，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結合今天主題“一帶一路”我們認為目前全球經濟增長重心和全球財富，向亞太，特別是亞洲地區轉移，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大量資金和金融資本流入這一地區，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一帶一路”的構想提出恰逢其時。一年多來“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交流日益密切，相關的規劃逐漸明晰，為復蘇乏力的經濟發展，以及紛繁復雜的國際地區局面注入了新的希望。

藍圖已經繪就，落實靠行動，在這項宏偉的工程的實現顯然離不開各國的協同發展，而資金和貨幣是支撐互聯互通建設、經貿合作發展的關鍵基礎，國際金融合作對“一帶一路”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首先資金缺口比較大，需要各國協商解決資金問題，“一帶一路”建設涉及范圍之廣，國家之多，可謂空前。

估計在亞太地區未來十年的基礎設施資金的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僅落實在絲綢之路鐵路的規劃就需要3000—5000億人民幣，所以彌補這一缺口就必須建立適宜的金融合作安排，動員沿線、沿路各國參與，拉動區內各國政府、金融機構、私人資本投入到投資大均。集區域之力，共謀大局、共鑲盛舉。

第二是沿線沿路國家金融合作水平有待提高，潛能釋放空間很大，沿線沿路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合作部夠深入，雙邊金融合作主要集中于貿易融資、貨幣互換等方面，而且范圍和規模都比較有限。多邊金融合作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在推動貨幣金融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信用體系建設方面確實存在比較現實的困難，所以能夠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將打破制約貿易投資合作的桎梏，大大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為“一帶一路”的建設注入強勁動力。

第三，為了促進“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國政府聯合其他金融機構建立壓力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等新的金融合作平臺。這些平臺順應了包容、開放的金融合作大趨勢，創新了合作思路和融資方式，是對共同出資、共同受益的資本運作新模式的探索，有利于統籌用好各類資金，利用好商業資本，提高資金的運營效率，促進項目及早落地開工。

第四，確保“一帶一路”的順利落實，必須要有風險防范措施，“一帶一路”的沿線主要都是發展中國家，國別風險和項目風險還是比較突出的。所以說各國的經濟發展、政治制度、法律法規等方面差異比較大，項目投資建設和經營面臨不確定因素比較多，尤其是大型的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大多具有建設周期長，風險高的特點。因此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比較高度重視防范相關風險。我們認為風險防范關鍵是通過促進區域內金融監管合作，強化各國以及機構間信息溝通和業務協調，共同探討建立風險預警、風擔和補償機制，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實施提供保障。

多年以來中國進出口銀行致力于推動中國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在深化貿易金融投資和產業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已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重點支持開展了數千項重大投資，國際承包工程和國際經濟合作項目。促進了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的民生改善、經濟的發展，在這些地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支持建設“一帶一路”是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職責所在，也是我們的重要使命。

近年來我們深入和跟蹤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情和企業的現實需求，不斷做強做精“兩優”貸款、境外投資貸款、對外承包工程貸款等傳統的優勢貸款品種，綜合運用進出口信貸、互惠貸款、對外擔保等多樣化的金融工具，積極開發混合貸款、投貸結合等各種品種。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支持了大批惠及雙邊經貿合作的項目，廣泛涉及交通、電力、能源、水利、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這些項目不僅幫助沿線國家破解了發展難題，也為構造統一的地區大市場和產業鏈奠定了基礎。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進出口銀行對沿線國家資金投入明顯增長，累計簽約新項目將近300多個，2014年全年簽約的金額同比增長68%，累積發放金額同比增長15%，其中中巴經濟走廊相關項目累積發放金額同比增長了63%，孟中印緬累積發放金額同比增長了10.5%，這些實實在在的貸款和資金，與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注入了強勁的實力。

同時，我們也更加注重推動國際金融合作致力于推動融資合作發展的創新發展。區域內自金融同仁一道做實了很多社會經濟效益舉價的項目，如中亞地區的中吉烏公路項目，是由亞洲開銀行，進出口銀行信貸，以及伊斯蘭開發銀行共同支持貸款的一個項目，該項目不僅打通重要路段連接的關鍵節點，推動了中亞區域合作走廊的建設，也為相關的國際金融機構、外國的金融機構和中國的金融機構的合作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

未來我們將機會發揮全球最大的官方出口金融機構的品牌優勢，更好地促進區域內國際金融合作、凝聚金融合力，為“一帶一路”做出更多的貢獻。1、要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現有優勢，全力推進亞投行、絲路基金的發展，發揮協同推進效應，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區域產能合作。要和我們國家的相關部委合作搭建支持重大技術裝備重點項目合作、東北裝備走出去、核電裝備走出去等專項的工作機制。同時也在本行內發起了船舶合作論壇等合作洽談平臺，竭力為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搭橋牽線，對接項目。

2、要精心運作由中國進出口銀行主導的并運營的中國東盟投資基金，中國——中東歐基金等多只基金，加緊籌建中亞基金等新的平臺，努力拓寬融資頻道，以股權融資、投貸結合等方式整合市場資金，為投融資機制運行實現市場化、開放化的發展。如由進出口銀行主導的中國東盟投資基金，在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社會民生以及自然資源等方面，已經順利完成了一期全部股權投資項目，東盟基金二期的30億美元也于2014年底，由李克強總理宣布啟動。這些項目為深化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促進東盟國家經濟發展做出了十分積極的貢獻。

3、是繼續強化多邊、雙邊金融合作。整合區域內資源，為“一帶一路”建設注入更多的強有力的金融動力和支持。進出口銀行將進一步深化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的合作，探討共同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可能性。同時，繼續加大與商業銀行基金公司、投資銀行等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務實合作。通過銀團貸款，聯合融資，股權參與，人員培訓等多種方式，整合金融資源，提高綜合服務能力。 

4、進一步拓展人民幣業務，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為金融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潤滑劑”。近幾年來進出口銀行不斷推進跨境人民幣使用需和融資業務，積極支持和鼓勵客戶在跨境業務中，盡量使用人民幣，目前進出口銀行發放的人民幣貸款金額占總貸款金額的60%以上，境外項目人民幣融資占比不斷增加，跨境人民幣貸款余額位居過銀行同業的前位。未來我們將進一步加大創新力度，努力開發更多的符合市場需求、企業需求的人民幣投融資產品，進一步暢通人民幣借款、還款全循環，為增強中國金融在周邊國家影響力、輻射力發揮更大的作用，為“一帶一路”投資貿易暢通提供更多的便利。謝謝各位。

[主持人] 中國現在正在開展的“一帶一路”建設，包括圍繞“一帶一路”搭建起來的金融體系，跟二戰之后重建過程當中，以美國為指導的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好，存在一個怎樣的共同點？又有哪些差異和區別？這些媒體上已經進行了很多的討論，但是今天各位來自于非常重要的機構，對于這個話題不知道有沒有你們的思考？既然是要討論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今天也請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再生委員會的Marc Uzan先生，這個布雷頓和之前討論的布雷頓并不是一回事，但是Uzan先生對于世界上很多國家正在搭建的以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所代表的體系，您會做出怎樣的分析和評論？  

[Marc Uzan] 亞投行就是要扮演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為亞洲的基礎設施來注入資金，之前的一些發言人也都提到主要的功能，為2020年之前的主要基礎設施來尋求資金，所以它有著一個非常明顯融資的責任在自己的身上。我相信在下周早些時候將會在簽署一個協議，這會對缺口的資金將會有一個很大的觸動作用。所以它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融資需求，而且是滿足“一帶一路”，比如說哈薩克斯坦等等沿路國家對資金的需求。我相信亞投行對于現在已有的金融體系是一個非常好的補充。 

它的目標非常明晰，因為中國的資金將會走向全球，在全球會有越來越多的舉動，這些項目都是需要投資的，它將會是以人民幣的計價方式來進行投資。有了亞投行將會方便很多，所以跟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不一樣的，要重新打造全球的金融體系，在特殊的年代。它的職責、特點是不一樣的，中國現在需要在全球部署資本，以前都要形成一些進出口銀行、比如在非洲的一些貸款等等，都是在一些本地中國國內的銀行來做，現在通過亞投行，通過一些多邊的合作來實現。

[主持人] 掌聲感謝Uzan先生，剛才用了這樣一個詞來描述亞投行在未來的世界金融體系建設當中的作用：補充，是這樣一個詞。請教一下喬會長，也是研究金融、研究亞投行發展的專家，您是否同意Uzan先生的評價。

[喬依德] 我們亞投行、金磚銀行確實是帶有標志性的事件，我認為和布雷頓森林會議還是有兩個不同，從機構來說它建立了IMF，一個是建立的世行，IMF主要是處理國際收支出現問題時，怎么來應對世界上國際收支調解問題，世行主要是開發援助，這一點和亞投行有點類似，也是用一部分資金去支持基礎設施。跟馬歇爾計劃有很大的不同，馬歇爾計劃是從意識形態冷戰的角度出發，有些國家是被排除在外。

我們亞投行、金磚銀行確實是帶有標志性的事件，我認為和布雷頓森林會議還是有兩個不同，從機構來說它建立了IMF，一個是建立的世行，IMF主要是處理國際收支出現問題時，怎么來應對世界上國際收支調解問題，世行主要是開發援助，這一點和亞投行有點類似，也是用一部分資金去支持基礎設施。跟馬歇爾計劃有很大的不同，馬歇爾計劃是從意識形態冷戰的角度出發，有些國家是被排除在外。

像我們亞投行大家也看到，跟亞開行還不一樣，亞開行是會員才可以得到投資。前幾年有中國領導人提出也搞一個馬歇爾計劃，我印象很深，馬歇爾做演講的時候，是在一個教堂里面，他利用星期六晚上，那個時候是6天工作。所以利用星期六晚上做演講，不想讓美國大眾更多的人知道這件事，所以當時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沒有得到國內大家的支持，因為戰后大家都需要錢。對我們來說不一樣，我們提出“一帶一路”是得到各個方面的支持。所以從這個家度來說兩者不能很簡單的比喻。

我采訪過商務部的高部長，他也提出過“一帶一路”的規劃更多考慮各個國家之間的合作，而并不是強調以誰為主導，也并不是要推翻現有的金融體系，而是跟現有的金融體系進行更加平衡的合作。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媒體可能更希望看到一個熱鬧的場面，媒體在推波助瀾，希望進行一些更加富有想象的比較。但是我們知道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再加上后來的金融危機，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確世界金融體系又面臨一個重建的需要。在這個時候你覺得像亞投行也好、絲路基金基金也好，金磚銀行也好，在重建的世界金融體系里面，它們扮演的角色是否會有所變化。喬會長講完以后可以讓印度朋友考慮一下這個。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當然原因很多種，其中有一個原因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出現一個根本性的缺陷，美國中央銀行的授權（美聯儲授權）只是考慮美國的情景，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缺陷。當然要改變需要很長的路要走。2010年G20峰會上也提出要求IMF進行份額和治理的改革。很遺憾到現在改革一直沒有落實。當然這個改革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把投票權轉移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說了很多次老是沒有完成，當然作為一個新興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國家、包括中國，自己另起爐灶，這是無可非議的，也可以有一些好處，他們有一些好的經驗、亞投行、金磚銀行也是應該學習的。

但是也是比較官僚，效率也不是很高，這個可以改進。而且我發現亞投行也好、金磚銀行成立也好，還是促進了一些競爭。世界銀行搞了一個全球基礎設施的平臺，包括日本不愿意參加亞投行，自己也想拿出一千多億，這個也沒有什么，大家一起來做。我想這個攪動會造成良性競爭的環境，這對國際貨幣的體系改革、全球金融治理都是有益。

[主持人] 我們也給喬會長送上掌聲，謝謝。接下來問一下印度清算有限公司的總裁R.Sridharan先生，我們知道去年成立的金磚銀行的行長就是一位印度人。所以站在印度的角度如何評價現在的全球金融體系正在發生的變化。金磚銀行以及亞投行在您看來，在未來的世界金融格局當中會不會帶來一個比較大的影響或者是沖擊？

[R.Sridharan] 謝謝，我覺得這兩個機構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進行融資、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一帶一路”也是需要這些項目的幫助的，這些項目需要很大投資，之前也講到了8萬億。像亞投行、金磚銀行和其他多邊金融機構，和政府都是需要一起來參與。他們也需要進行投資，也需要吸引私營部門進行投資。這樣可以及時完成一些項目。

需要私營部門的投資，這是需要各個方面參與的，也需要給他們一些信心，也需要我們機構這樣的金融中介機構，讓私營部門有信心，讓他們相信這些投資目的地有很強的金融體系，能夠給他們的投資帶來安全，并且確保他們的回報可以轉回自己的國家，這些國家也要有很好的政府治理，很好的法律系統、有很好的清算等等。

在一開始看來這些工作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之后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一定要做到這幾個方面，要有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我指一些證券機構、證券清算機構、貿易清算機構等等。我們也有一些國際的行動來加強，各個國家的這些機構。

比如國際清算銀行就開始一些行動，進行機構的標準化規則，我們也意識到各個國家有不同的金融發展，比如發達國家有非常先進的金融市場，新興國家的金融市場還在進一步為增長提供融資。所以不能對不同的國家使用同樣的規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使用的規則并不是一樣的，標準化不能全部統一，要牢記這一點，各個國家的監管者一定要很審慎。

[主持人] 非常感謝Uzan，就中國建立亞投行參與全球金融體系的發展，給我們提出了很有益的建議。就像剛才Uzan生說，中國在過去短短7個月時間里，有57個國家參與進來，成為意向創立成員國，共同推進亞投行的進展，這是出乎意料的，包括很多中國人都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進展、這樣的成果。我們希望在未來的“一帶一路”建設中，包括中國整個全球合作當中，亞投行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讓我們看到更多奇跡的出現。接下來我們討論另外一個問題，也是大家討論“一帶一路”時，很關心但是可能會又有一點困惑的問題，有什么辦法讓這樣一個看上去非常美妙的戰略可以盡快的落地、盡快向前推進。兩位企業家不知道會有什么樣的思考，銀聯的時總還有中國鐵建的企業家余總。你們作為企業的層面，當然比我們學者更希望看到它盡快落地，你們好拿到項目區做，對這個有什么期待？

[余興喜] 我們作為公司當然希望這些項目盡早的落地，但是實際上還是急不得，我們剛才說，“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是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一般來說周期都會比較長，收益有時候不是太好，并且需要大量的資金，好多項目在國內我們要做高鐵也要五六年的時間，大家都知道中國和國外在體制上不一樣，中國政府的權力大，說了算，做什么項目馬上可以推開。

在國外因為體制不一樣，所以不可能做到那么快。所以一個項目做十年八年都是非常正常的，像重大的基礎設施項目，從策劃到前期研究都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所以我覺得“一帶一路”正是一個長期的，對我們公司的受益也是未來幾十年的事。但是很多投資者問在短期內有沒有？我說肯定有。

在2015年有會有一些項目落地，現在鐵路方面策劃運作的，應該說有多條鐵路在策劃，我覺得2015年肯定會有一些項目落地，也就是說公司在今年就會有收益。更多還是錢的問題，所以今天這個會議非常重要，不管是在國內，因為“一帶一路”項目有很多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非常希望和各家金融機構合作，其實我們和進出口銀行這幾年也有比較多的合作，中國在海外的第一條高鐵，土耳其的安伊高鐵，就是進出口銀行為我們提供的出口信貸；安卡拉到伊斯坦布爾，還有一條鐵路也剛剛通車是766公里，這個也是進出口銀行給我們提供的出口信貸。所以現在跟金融機構的合作比較多，未來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合作。

[主持人] 所以你看到亞投行、看到絲路基金成立的時候，就是看到金融支持對你們的支持。非常感謝。時總本來想坐著中國鐵建修好的鐵路過去的，但是余總說急不得，有很多的項目要十年八年的時間。 

[時文朝] 應該說現在看看地圖，現在所說的“一帶一路”大概涵蓋了66個國家，這66個國家當中人口和經濟規模都占全球相當大的比重。我們銀聯已經在66個國家當中的50個國家有了業務。所以我們作為實操層面，在思考“一帶一路”戰略縮地過程當中。應該說“一帶一路”的國家和地區，企業與企業之間、民眾之間，是有內在的聯系、內在交往的需求。所以沒有“一帶一路”提出來時，大家也在做。余總已經有兩條鐵路都通車了。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都有自己的戰略，這些國家與國家的戰略對接協調起來以后，是“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合作方向，具體的結構更加清晰，接下來合作就會更加緊密。所以從我們角度來說，當然覺得“一帶一路”的提出和其他國家戰略的對接，對我們做金融國際合作非常有利的。我們現在的體會在這個戰略下可能對金融的國際合作，會出現越來越蓬勃的大規模合作趨勢，可能在其他地方都在研究金融業調整和轉型問題。

特別是中國、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里面比較發展的國家來說，當經濟增長到了一定程度，特別是出現一定的生產過剩的情況下，整個金融領域兩個部門，一個是對公部門，一個是對私部門，對公部門會慢慢緩下來、放下來。原來掙錢最多的是大公司部、大客戶部，現在逐步要向個人業務領域來轉移。無論是負債方還是資產方。從負債方提出來財富管理，從資產方來說可能原來像對余總中國高鐵這樣大公司、大額信貸，逐步要向個人領域（信用、消費、小額），普惠民生的小額信貸來轉移。各家銀行講的時候都講了，這也是新形勢下財富管理成為熱點和重要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中國銀聯所有為個人進行融資、支付的服務，都承擔重要的職責。所以在這個戰略之下，為我們中國銀聯開展全球化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到目前為止我們銀聯也是全球最大的發卡組織，我們銀聯的標準卡發行了45億多張，加上和其他一起聯合發的，已經接近了50億張卡。現在的交易量增長速度也很快，去年在全球的交易筆數增長了50%，今年一季度增長的速度，交易筆數也接近50%，速度也很快。這就說明在整個支付領域、金融領域，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進行的合作空間是非常巨大的。

銀聯的體會合作過程當中，戰略要落地，可能雙方在戰略下邊還有一個層面，就是在具體項目之上還有一個層面，比如說業務規則的實用性，因為每開展一項規則，特別是像我們以網絡為特征的企業，都有各自的規則，規則的實用性怎么樣。第二是一致性，或者叫可接受性，也要具體研究。第三是業務的共性和個性，或者業務多元化過程當中能夠適應不同文化、不同國界的需要。這三個方面可能是把戰略落到具體項目當中，要大量解決的一個問題。

然后有了規則、有了標準、有了業務內容，業務的共性、個性的融合之后，可能才涉及到具體項目落地。從我們實踐來看基本上也是這么做的。上一次新華社辦的論壇當中，我講的國際化要讓大家理解你、信任你，讓大家和你合作能夠掙到錢，得有利益。第三讓這個利益最好本地化，最好能夠一體化，這樣我想整個戰略才能有很宏觀的層面，落到很具體的項目上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