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為希臘“退歐”的多輸局面設防火墻刻不容緩

◎張茉楠

2009年歐債危機全面爆發以來，希臘歷屆政府多次在債務危機中倒臺，但無論誰上臺，都無法解決財政“入不敷出”的現狀，為此不惜采取拖延甚至賴賬的策略，特別是近半年來，希臘無法真正被歐元區援助機制承接，與歐元區的博弈進入了白熱化。

6月30日，希臘政府需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5.5億歐元貸款到期，但它既無法從國際債權人那里得到新的資金，也無力償還這筆資金，違約已成事實，市場多數預期這會進一步導致希臘“退歐”風險失控。

希臘債務危機在當前的歐洲似乎“無解”，因為希臘危機暴露的正是歐元區自身的致命性弱點：歐元區內部長期存在的嚴重失衡——外圍國家經常項目赤字與核心國經常項目盈余，也就是大量儲蓄從核心國轉移到外圍國，造成外圍國家借債過度，形成債務積累。

上世紀90年代，德法等西歐國家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實體經濟逐步進入后工業化階段，資產報酬率降低，內需不足，這導致大量廉價資本源源不斷涌向希臘等南歐國家，歐元區擴張因此持續加速。

歐元區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將其生死存亡寄托于一個悖論之上：一方面，歐元區的穩定取決于市場對歐元區之不可逆轉的信念；而在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發生的債務危機又都與之相關。

早在歐洲貨幣聯盟成立之前的上世紀60年代，“歐元之父”蒙代爾等人就提出，放棄名義匯率后著重用三個替代機制為地區調整提供緩沖，分別是跨地區財政轉移、聯盟內移民以及應對沖擊時有調整能力的勞動力市場。

但事實上，成立貨幣聯盟的三個基本條件并不具備，很大程度上，歐元更像是歐洲一體化的早產兒。

從歐元誕生之日起，它就被寄予過多期望。既被寄予加速歐洲融合的使命，也被寄予歐洲復興的希望；既有經濟利益的訴求，更有政治的角逐與博弈；既要求貨幣政策獨立性，又要承擔債務貨幣化職責，所以對歐元來講，這已經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現在，希臘經濟失去了造血功能，希臘政府實際上已喪失償債能力，只能靠外部援助來應付到期債務。目前，希臘對外債務約4200億歐元，其中70%以上由公共部門持有。救助前提是若達不成談判協議，或者滿足不了歐盟苛刻的援助條件，履行改革承諾，那么希臘就會面臨債務違約甚至退出歐元區的選擇。

從目前情況來看，即便歐盟各國在更高的層面實現統一，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失衡的矛盾依然會存在。如果要素不能自由流動，那么更多的儲蓄和資源還是會由富裕國家來掌控，窮國和債務國依然會面臨債務融資的困境，還是要靠外部借貸來實現增長。

一旦主權債務償付能力嚴重影響到銀行償付能力，歐央行可能認定希臘不具備獲取緊急流動性援助的前提，如此希臘銀行體系流動性將很快枯竭，可能迫使希臘發行本國貨幣以應對流動性危機（一開始新貨幣兌歐元的比率可能為1：1，但之后可能快速貶值），使希臘被迫退出歐元區。

對于希臘而言，退出歐元區是最壞的結果，因為一旦退出歐元區，其主權融資將會遭到市場的拋棄，即便是重新啟用本國貨幣，各類資產也將急劇貶值，資本會加速外逃，而以歐元計價的債務，賬面價值將大幅飆升，希臘經濟會遭到毀滅性打擊。

希臘“退歐”勢必導致“多輸”的局面，希臘“退歐”確代價不菲。根據摩根大通分析報告稱，如果希臘離開歐元區，會馬上產生約4000億歐元的損失。不僅如此，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區，最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IMF和歐盟手中持有的2400億歐元希臘國債，德國央行的“泛歐自動實時全額快速結算”支付系統中對希臘的1000多億歐元敞口，以及歐元區銀行約250億歐元的潛在損失。

希臘“退歐”會引起“多米諾效應”，繼而引發歐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對金融脆弱的國家產生非常大的外溢沖擊，甚至可能危及歐元的生死存亡。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學者表示，若希臘政府決定退出歐元區，將在金融市場引發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更具毀滅性的動蕩。

因此，面對這個終極問題，希臘在面臨性命攸關的選擇上并不會孤注一擲，把自己送上不歸路，希臘債務危機的解決最終將訴諸于債務談判，幾方妥協也許是當前唯一而無奈的選擇，而全球為希臘問題設置必要的“防火墻”才是明智之舉。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