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靈:中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高是因資本市場發展差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圖片來源:鳳凰網財經)
鳳凰網財經訊 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和《財經》雜志舉辦的2010年第四屆中國銀行家高峰論壇9月17日在上海舉行,鳳凰網進行圖文直播。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靈教授在論壇上表示,中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的結構好,是得益于資本市場發展不好,沒有那么多的債務型的資本充足我們的資本充足率,這是因禍得福。
以下為吳曉靈發言實錄:
吳曉靈:謝謝主持人的介紹,也非常高興今天來參加我們的銀行家論壇,我的題目其實是邀請函給我的一個命題作文,我就這個問題談一點我自己的看法。
全球金融合作與監管體制的變革,我想這是兩個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加強對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是世界的共識,為了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是需要在一些監管原則上獲得共識。因為全球監管合作必須在大的原則問題上要有一個共識,在控制系統性風險,防范系統性風險和控制杠桿率方面我們應該有哪些方面需要獲得共識的。
第一,銀行設定資本與資產的總杠桿比率,這有利于控制銀行的總體風險。從公布的巴塞爾協議三已經獲得共識了,現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是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率,而風險資產的劃分計算,往往受市場因素與銀行主觀判斷的影響,特別是在采用內部評級法計算市場風險權重的時候更是如此。從而導致了交易帳戶資本金的嚴重不足。
總杠桿率的控制,大家原來擔心會影響銀行業務的擴張,但是總杠桿率的比率與用風險權重計算的資本充足率之間的差額仍可以給銀行留下不同的資產配置的余地。這次巴塞爾協議三提出的總杠桿比率方面是獲得一致。各國的銀行落實巴塞爾協議三的進度會影響各國的競爭力,中國銀行業核心一級資本的比率比較高,但是也面臨進度平衡的問題。我提出這件事情,我是注意到了,巴塞爾協議三在起草的過程當中和公布以后,我們中國的銀監會也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的問題也在研究實施的比率和進度。
我們回顧一下當年出臺巴塞爾一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歐美銀行資本充足率與日本銀行充足率之間有過一種博弈,最后為了照顧當時各國銀行資本率的情況,有一個過度期。那么現在我們巴塞爾協議提出來的要求一級核心資本,還有一級資本和總資本的比率也有比較長的一個過度期。那么在過度期的長短,在多大程度上來達到這些新的巴塞爾協議三的要求,這個過程當中,其實對于各國銀行的競爭力是有影響的,也就是對于銀行資本金的補充和資產的擴張是有比較大的約束力的。從中國來說,中國銀行業在核心資本的補充方面應該說壓力不是特別的大,因為中國的銀行業舉例來說,按照工行中期的報表,資本充足率是11.34%,其中核心的一級資本占到9.41%,那么招商銀行,它今年中報是11.6%,核心資本充足率也達到了8.05%,中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的結構這么好,其實是得益于我們的資本市場發展不好,沒有那么多的債務型的資本充足我們的資本充足率,這是因禍得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風險不是特別大的,是不是我們的監管當局應該把握好我們實現巴塞爾三協議的時間和我們國家的銀行業安全發展的平衡,我覺得我的話也只能說到這樣了,報紙上也都寫到,我們銀行提出來的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和達到的時間要比巴塞爾協議三要高一些。那我們所面臨的是我們的銀行業還不夠發達,而我們的資本質量有比別人好的情況下,我們怎么樣掌握我們的進度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杠桿化比率控制。次貸危機,與信貸資產證券化及其廣泛產生的衍生產品有關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信貸資產證券化。在境內對信貸資產證券化大家的顧慮還是比較高的,我想別人是在這一方面做得太過了,而我們是剛剛起步,還沒有做好,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們還是要有更多的發展。我個人認為,無論是銀行還是住房按揭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均應建立風險留存的原則,建立資本要求和風險撥備要求以控制道德風險和杠桿率,單純的商業增信不足以很好的控制杠桿率。這樣的一種沒有資本約束的發放按揭貸款的機制,其實就造成了大量的不合格的刺激按揭貸款,我也多次說過刺激按揭貸款并不是大問題,我們過去沒有對客戶做很好的甄別,這樣的話就產生了嚴重的不良貸款的比率非常高,所以產生高風險。比如說100億住房按揭貸款,我有3個億的資金作為刺激的債券,我自己留存,97億作為普通的債券發給社會公眾,等于說用3個億的債券來承擔風險,如果風險不出3%的話,前面97%的債券是安全的,這是一種市場的行為。我們需不需要從監管當局的要求出發,你必須要有一定的債券留存在自己的手里面來作為刺激債券來承擔風險,我想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是作為一個監管的強制要求的話,實際上是可以能夠限制它的杠桿率的。
第三,對金融機構應該通過資本扣除的方式限制其自營業務,特別是投資銀行應該做好中介服務,減少自營與代客業務的利益沖突,防止自營業務過高的杠桿率。這一次雷曼兄弟,很多投行它的業務都出在高杠桿率自營業務上面,而且我們在很多的衍生產品上面,投行自己設計產品,然后自己又跟客戶做對手方來進行交易,客戶怎么可能那么深刻的來了解這個產品的風險,客戶在這個博弈當中,客戶總是處于弱勢,因而限制投行的自營業務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限制如果用行政命令方式不好,但是用杠桿率的方式,做了業務就扣除資本,不同的業務有不同的資本扣除,用資本扣除的方式和比例來限制自營業務,我認為是一種市場的方法。
第四,應該鼓勵銀行多做中介服務業務即多做表外業務,但是對于或有資產負債業務特別是金融衍生交易類業務要提出資本要求和風險撥備要求,以防止銀行承擔過多的活有風險。這次巴塞爾三對風險權重、資本要求,風險撥備都提出來了要求了。跟這個相比,中國銀行業消耗資本的業務比重是比較大的,因而中國銀行業在中介業務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應該說巴塞爾協議三對表外業務資本要求和風險撥備要求實際上是對歐美那些銀行他們的約束更大一些,中國的銀行業我還是那句話,得益于我們的資本市場不夠發達,所以我們的表外業務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不夠多,在這個時候提出資本要求對我們的影響會有,但是遠不如歐美市場那么大的。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外商業銀行盈利模式的比較,看到工商銀行,實際上它的凈利差收入都占到70%、80%,中國銀行、招商銀行都是,但是大家看美國銀行,還有匯豐銀行,他們其實都是40%、50%,國外歐洲的銀行在巴塞爾協議三下,由于表外業務非利差的收入業務已經占很大的比重,對他們的影響會比較大,但是對于中國銀行來說,我們這一方面的業務做得還不是很多,應該說即使加強了對資本的要求,我們和歐洲的銀行比較起來說,還是有一定的空間。那么這個時候,我們要把握的就是在巴塞爾協議國際銀行提出來從2013年到2019年達到這個要求,這個要求給中國銀行業一個很好的發展期,我是這樣理解。我們如何把握好達到國際標準和中國銀行業穩健經營,平衡好這兩個方面的經營,這是中國未來銀行業的機遇。
第二講一下監管體制的改革,監管體制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對銀證保三業的監管職能,現在世界上爭論很多,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但是有一達成了共識。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職能與監管職能,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有一種潮流,讓監管從中央銀行分離。英國他們已經撤銷金融服務局,授予英格蘭銀行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監管權。歐盟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討論加強歐盟層面的集中監管水平問題。我們知道監管職能和最后貸款人職能需要不同形式的問責制和更多的政治監督。但是是不是把他們完全分開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呢?我想這個問題還值得我們進一步的考慮。金融危機的實踐表明讓央行獲取更多使的金融機構只的經營信息,充分發揮中央銀行與銀行經營中的緊密聯系的優勢,其中最重要就是監管信息的共享。
中國監管體制的改革極大地提升了監管時的專業水平和增強了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專業水平,但在監管信息共享上的確存在極大的缺憾,能否在危機時保持效率有待時間的檢驗,信息不對稱會極大影響危機處理的速度,因而如何強化中央銀行監管信息可獲得性是我們現在緊迫的一個問題。未雨綢繆,從制度上強化央行信息的可獲得性,讓央行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監管,賦予央行消費者保護功能,是在現有監管框架下強化央行信息可獲得性的有效措施。我們看到央行在監管信息上的強勢已經成為現實了,但是中國的監管體制的變化,我個人認為還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那么在現有的監管體制下,給央行金融鞏固公司的監管權和消費者保護監管權,我個人認為這是強化央行獲取信息非常重要的一個切實可行的方式。如果銀證保三個方面都歸到央行,那么消費者保護就應該脫離央行,成為一個獨立的有一個約束,必須要有權利的制衡和制約。這就是我主要的觀點。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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