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金改僅是開始 培育非銀行金融機構是關鍵
溫州試驗只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開始。針對中國目前的金融壟斷格局,若能培育出更多有競爭力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就是最大的成功
3月28日11時57分,剛剛抵京的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微博上發出一張首都機場高速公路的照片,并在一旁寫道:今天北京確實是一個艷陽天,或許預示溫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來臨。
當天下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方案的十二項金融綜合改革任務(下稱“十二項任務”)中,第一項即是“規范發展民間融資”。游走于灰色地帶的民間金融,得以踏上陽光化的道路。
而半年前那場引發舉國關注的溫州民間借貸風波,被人們視為是促成這一改革的直接原因。(詳見本刊2011年第24期封面文章《溫州錢殤》及第25期封面文章《拯救中小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表示,金融風險規避有兩種方式,一是事后救火,一是改革,“溫州出事,改革變得容易了,因為在危機情況下推進改革,容易形成共識”。
4月1日至3日,在視察福建和廣西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解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中央已經統一了這個思想。
此番溫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第二項即是“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這表明,決策者在承認民間金融存在合理性的基礎上,更為其打開了作為合法金融機構的準入大門。
在實際操作層面,無論是鼓勵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進軍小微企業信貸領域,還是地方監管體系構建,均存在爭議與變數,國有銀行、民間機構、監管部門的負責人各執一詞。
據了解,決策層面提出,溫州試點措施若半年到一年不成功,可以立刻停止并調整思路,而試點成功之處亦可在其他地區快速復制。
一位熟悉中國金融改革歷程的前央行人士表示,溫州試驗當下并不具有太大的標桿性意義,它只是下一步改革的開始,比如利率市場化等涉及全局的改革并未試點。但它提供了較大的想象空間,比如是否能讓私營企業或自然人成為貸款公司的股東,其執行的利率是否可以更自由等,均可在下一步改革中嘗試推進。而針對中國目前的金融壟斷格局,若能培育出更多有競爭力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改革方案火速出臺
3月28日下午,由浙江省副省長夏寶龍帶隊,省金融辦、溫州市政府、市金融辦人員參與的匯報團隊,前往中南海參與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并提出了改革的總體安排。
從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概念的提出,到方案的獲批,前后不過半年時間。但事實上,溫州現代金融的改革,發端于1980年蒼南縣金鄉農村信用社實行存貸款浮動利率。30多年間,民間金融幾番沉浮,并不斷壯大。
中金公司在2011年9月末發布的 《中國民間借貸分析》研究報告中估算,至2011年中期,中國民間借貸余額達3.8萬億元,同比增長38%,占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總規模約33%,相當于銀行總貸款的7%,溫州當地的民間借貸余額則為1100億元。(詳見本刊2011年第27期封面文章《魅影子銀行》)
2011年初,溫州市政府先行嘗試啟動地方金融改革,但并無實質進展。直到2011年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爆發,改革才駛入快車道。
2011年9月以來,溫州地區中小企業由于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借款,出現企業主“跑路”、跳樓自殺現象,引發民間借貸危機。危機迅速蔓延至浙江、江蘇、內蒙古等其他地區。
10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臨時改變行程,前往溫州調研。
調研期間,浙江省政府提出了在溫州設立民間金融改革試驗區的設想,得到溫家寶總理的當面認可。隨后,溫州市政府形成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初稿,在省政府層面稍做修改后,于11月10日上報至國務院。
據了解,方案在浙江省層面草擬期間,中央高層曾多次催促,要求加快申報速度。國務院收到申報方案后,轉批給中國人民銀行,由其牽頭提出修改意見。
后中國人民銀行又征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商務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七部委意見,在反饋意見基礎上,再次論證、修改。今年2月,完成內部八司局會簽,隨后,發文向七部委完成會簽,會簽完畢后,于3月初上報國務院。
試驗區獲批后,溫州市政府、浙江省政府已組成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領導小組,負責具體推進落實。
截至4月4日,圍繞“十二項任務”的國務院最終批復方案尚未下達,20余項實施細則亦未最終確定,但金融綜合改革的大方向已非常明朗,擬出臺的實施細節也漸次明晰,其中包括實行民間借貸登記備案制度、構建多層次的民間投資渠道、有限放開民間資金金融準入、探索地方金融監管等。
在溫州金融辦快速推進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點整體實施方案初稿已經形成。實施方案提出溫州金融改革三個階段:2012年試點起步,2013年-2014年全面推進,初步形成完善的地方金融體制;2015年及以后深化完善試點,這其中包括2011年一攬子實施細則,目前正在邀請浙江省內專家討論,修改。
張震宇表示,實施細則將在5月之前上報省政府并獲得批準,其個人微博透露,該細則很有可能在省政府召開的“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動員大會暨全省金融工作會議”上推出。
上述方案中的“十二項任務”不會齊頭并進,而是有先有后。而按照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原則,目前,部分試點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如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和溫州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的組建,這是20余項實施細則中的兩項具體措施。
據了解,國務院層面提出,溫州試點若半年到一年不成功,便立刻停止并調整思路,而成功之處其他地區亦可快速復制。可見,在中國全局性金融體制改革尚難深入推進的大環境下,探尋有效的改革突破口,已非常迫切,但決策層態度依舊謹慎。
溫州市金融辦一位副主任稱,“國務院給我們出了一道沒有答案的題,我們要破題、解題。”
規范民間融資流通渠道
4月5日下午,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下稱服務中心)二層大廳內,技術人員正在對電子顯示屏進行試營業前的最后調試。
該服務中心位于溫州市鹿城區江濱西路東明錦園1號樓底層商鋪,上下兩層,共2000多平方米,初步計劃于4月中旬啟動試營業。其工商注冊主體是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
這是全國第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機構,也是落實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十二項任務”的重要舉措。“十二項任務”的第一項即為: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范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系。
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稱,此舉為“變民間金融的野蠻生長為理性成長”。
開業在即,該服務中心籌備組負責人徐智潛對《財經》記者說,“能否運營成功,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注冊資金600萬元,由14家法人、8個自然人投資設立。
該服務中心業務流程為:建立資金供求信息庫,提供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和民間資金供給信息;進行信息配對與對接;安排資金供給方和需求方見面;協助資金供給方、需求方辦理借款手續并登記備案;為借貸雙方整理資料、歸檔,向主管部門備案。
目前,已有六家中介機構與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簽訂入駐協議,包括三家融資對接機構人人貸、宜信、速貸邦,律師事務所、評估機構、公正機構各一家。
溫州市政府希望在正式開業前,能引入更多融資對接類撮合機構,目前該服務中心正在全力推進第二批中介機構引駐工作。
在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總體框架下,這一重要的制度突破,使得一直以來游走在灰色地帶的借貸撮合機構,如人人貸、宜信的業務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方認可。這些機構進而在溫州注冊子公司,經營范圍也由此前遮遮掩掩的信息咨詢變更為正大光明的融資對接。
但是,一個最大的疑問尚未解決,那就是如何吸引資金借出方有動力前往此平臺登記備案。
幾位溫州當地金融管理部門工作人員也擔心,民間借貸登記備案制度,恐怕很難完全杜絕違規行為,例如“委托貸款”,此委托貸款,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委托貸款,而是出借人出于信任,將資金有償地交給第三方(借貸撮合機構)自行支配。溫州當地人已經非常習慣于這類借貸。
近日,服務中心籌備組的一位負責人,就曾收到來自資金借貸方的詢問,如“錢存在你那里幾分”“從你那貸款幾分”。由此可見,民間借貸登記備案制的推進,還需打破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依賴于地緣、親緣、人緣關系的傳統民間借貸文化。
但無論如何,組建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推出民間借貸登記備案制,是形成層次分明、風險可控的民間資金流通渠道的有益嘗試。
金融準入有限松綁
近幾年來,以國有銀行為代表的銀行系統快速發展,占據了絕大多數信貸市場份額。溫州試點的未來前景,就是要讓多種形式的貸款公司爭取更多市場份額,從而相對降低銀行信貸的占比,這有利于中國經濟更健康地發展。一位熟悉中國金融改革歷程的前央行人士表示,若從溫州開始的這些試點,可以培育出更多有競爭力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上述國務院批復的“十二項任務”第二項即為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
目前,溫州市正在起草放寬民間資金金融準入的實施細則。其中包含啟動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引入民間資本參股,對轄區內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進行股本擴充,優化股權結構。
2011年11月,按照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的思路,溫州市政府出臺了 “1+8”金融改革創新行動方案,此方案與試驗區即將出臺的實施細則一脈相承。
上述金融改革創新方案明確提出優化股權結構的具體安排,對市區三家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引入省級、市級、縣級國有企業各占總股本9.9%的股份,其他八家縣域機構實行市、縣兩級國有企業參股各占總股本9.9%的股份。原本并無引入民間資本入股的制度安排。
近日,張震宇公開表示,上半年必須完成兩家農村合作銀行股份制改革,“要把民資引進來,進行公司化治理,把機構下沉,開到中心鎮去。”由此可見,民營資本有望直接參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但具體參股比例、股東資格仍在討論中。
與民間資金有限參與農村合作銀行股份改造相比,成立新型金融組織,是近幾年民間資本流入金融領域的主流渠道,例如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發起設立小額貸款公司。
張震宇稱,“未來將允許優質民營企業發起或者參與組建村鎮銀行。”這將打破過去由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主發起人的制度,董事長由發起行任命的形式。此外,張震宇亦透露另一個突破是,在小額貸款公司轉型村鎮銀行的規定中,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將享受同等待遇。
據《財經》記者了解,目前溫州市更傾向于先通過小額貸款公司轉為村鎮銀行的方式,實現民間資金的金融準入。2012年,溫州市轉為村鎮銀行的小額貸款公司有望達到三家到五家。
村鎮銀行是由銀監會于2006年底推出的新興金融機構,目的在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準入,要求股東至少有一家為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銀行業金融機構,且主要發起人為出資額最多的銀行業金融機構。
而小額貸款公司是由中國人民銀行推行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是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兩者設立標準有較大差異。在制度設計初期,銀監會提出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轉制為村鎮銀行,但銀監會牢牢把握村鎮銀行的審批權。
“村鎮銀行合法化三年來,還沒有一家小額貸款公司成功轉制為村鎮銀行。”巴曙松表示,“轉機取決于落實。”究其原因,以銀行類金融機構為發起人的苛刻條件,堵死了小貸公司轉制的大門。
根據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4282家,貸款余額3915億元,全年累計新增貸款1935億元。在溫州,截至目前,已成立27家小額貸款公司,預計今年底達到65家左右,小額貸款公司發展良莠不齊。
一位溫州小額貸款公司高層說,現在溫州小額貸款公司就像危機前的擔保公司,吸儲、高息放貸,委托放貸現象普遍存在,合規經營者甚少。
這次金融綜合改革,提出大幅增加小貸公司數量的目標,門檻將大大降低,亦有當地人士擔心,小額貸款公司會陷入一放就亂的情形。
此外,允許優質民營企業發起或者參與組建村鎮銀行,受這一政策利好引導,溫州部分小貸公司已經內部啟動轉制為村鎮銀行的準備程序。
浙江省溫州市鹿城捷信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溫州捷信),便是其中一家。
“為適應銀行的監管要求,我們已經在業務領域和經營思路方面開始調整。”該公司一位高層人員透露。業務方面,放棄原來期限短、利潤高、風險低的轉貸業務,而是壓縮轉貸量,增加期限稍長的中小企業貸款。經營思路上,放棄此前瘋狂擴張、激進的做法,而是選擇平穩的過渡。
據了解,溫州金融辦正在跟銀監部門溝通協調,未來將出臺小額貸款公司轉制村鎮銀行的具體細則,轉制門檻有望降低。
溫州市金融辦一直在進行小額貸款公司考核,已出臺詳細的考核細則,根據評分高低,將小貸公司分為標兵、先進、合格、不合格四檔。
溫州金融辦的考核指標有貸款利率、大小額貸款占比、貸款期限、不良貸款率等。如每筆貸款利率需在法定利率以內,即不超過同期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4倍,其中包括借貸利率、咨詢費、手續費、承諾費等所有費用;100萬元以下的小額貸款,占所有貸款總額的70%;兩個月期限以上的貸款,占所有貸款總額的70%;貸款不良率低于1%(今年這一指標可能略有放松)。
滿足以上指標,小額貸款公司經營才能達到合格,這一考核標準將有望成為轉制村鎮銀行的參照指標。
隨著溫州試驗區對民間資金金融準入的開啟,似乎也意味著中國金融改革方向的明確。
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國務院參事夏斌表示,國有大企業、國有資本控股各類金融機構,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未來不同時期,國有資本對各類金融機構保持絕對或相對控股比例即可,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間資本出售。
主流金融業務再下探
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試點方案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導民間資金有序進入金融領域;另一方面,鼓勵銀行機構發展小微企業信貸。
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十二項任務”中稱,創新發展面向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產品與服務,探索建立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鼓勵溫州轄區內各銀行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鼓勵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設立小企業信貸專營機構。
溫州當地的現實情況卻是,部分國有大行已經在考慮適度收縮小微企業業務,將客戶逐漸轉移到相對優質的中小業主。雖然銀監部門要求中小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貸款增速,但銀行往往只是形式上滿足監管要求。
原因在于,作為信貸資金主要提供者的銀行,在經歷了去年民間借貸危機后,資產質量有所下滑。溫州當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達1.74%,比去年8月末上升1.37%。
當地工農中建四大行不良率均明顯攀升,其中建設銀行溫州分行貸款不良率已超過4%。中國農業銀行溫州分行一位中層人士說,“現在這邊按下去,那邊冒起來,壓力很大。”
與大的銀行類金融機構不良率迅速上升相比,溫州當地小貸公司的風險控制遠遠好于銀行。究其原因,上述溫州捷信小額貸款公司高管認為,一方面,小貸公司帶有很強的區域性特點,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基于熟人基礎上的資金交易行為,參與方知根知底。另一方面,小貸公司經營非常靈活,恰恰能與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周轉快、頻率高順利對接。
由此可見,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代表的新型金融組織,在服務中小企業融資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不過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絕對離不開主流金融的融資渠道支撐。
馬蔚華認為,中國的銀行確實需要進一步向小微企業傾斜。為追求資本的節約和回報,招商銀行今年準備在支行層面上不做大中型企業客戶,只做小企業、小微企業。目前,招商銀行小微企業的貸款已經占貸款總額的52%。
銀行不愿為中小企業融資,與銀行自身的商業模式有關。絕大多數商業銀行,受人力成本約束,不可能依靠“人海戰術”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中國建設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王葉毅認為,商業銀行在服務中小企業過程中,處在控制成本和追求贏利的兩難境地。
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民生銀行早已突破了傳統商業銀行只重資產負債表和抵押品的限制,而輔以熟人社會游戲規則的多重考核標準。
事實上,間接融資僅僅解決中小企業融資一種渠道,在成熟的金融市場中,直接融資是解決企業融資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主流渠道。而長期以來,溫州中小企業過度依賴于間接融資,“直接融資的腿太短了”,上述溫州金融辦副主任表示。
2011年,溫州市銀行業各類貸款余額6000多億元,直接融資額僅為100多億元。今年以來,溫州市已經上報企業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申報材料4家,這相當于2011年以前溫州當地上市公司總和。
此外,溫州市金融辦已與部分重點中小企業溝通,希望企業關注中國證監會即將推出的高收益債券,根據企業實際情況,豐富融資手段。
4月5日,中國證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稱,中小企業私募債的制度框架基本已建立,正在制定相關管理辦法,制定完畢即有望試點推出,浙江省將成為率先啟動試點的省份之一。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多層次融資市場的搭建,在于市場的開放,各顯其能,以滿足不同層次的融資需求。
探路地方金融監管
除了市場準入和向小微企業傾斜,地方監管體系的補缺亦是溫州此番金融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回顧歷史,曹遠征表示,每一次危機出現,都會帶來監管體系的進步,上世紀90年代初股票市場的“過火”,直接促成了1993年證監會的成立;亞洲金融危機前后保險公司大面積浮虧的一個后果,是1998年保監會的掛牌;而到了2003年,面臨大筆呆賬壞賬的中國銀行業也迎來了自己的新管家——銀監會。
“但這一次的改革,則主要側重于地方金融體系、監管體系、防范機制等。”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長周松山說。總計十二項金融改革任務中,有四項為強化地方監管。除了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民間融資監測體系的建立,還包括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地方金融管理體制和建立金融綜合改革風險方案機制。
無論是張震宇還是周松山等地方金融官員,還是包括巴曙松的學界,均認為地方監管體系的構建是難題。周松山透露,央行一度期許溫州中心支行接過監管權,但考慮到與市政府的協調,溫州中心支行認為還是由市金融辦接手較為合適。
一直以來,地方金融辦職能是金融服務、協調利益,并無地方金融監管職能。在突破現有金融監管總體框架后,溫州市政府于2011年11月,成立溫州市地方金融監管服務中心(下稱監管中心)。
監管中心是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編制15人,規格為正縣級,歸口溫州市金融辦管理。監管中心計劃設立監管服務一處、監管服務二處、綜合統計處三個職能處室,來承擔地方金融組織監管和檢查工作。
具體包括負責股權投資公司、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類投資公司監督和管理;負責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典當商行等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類新興金融行業的專項檢查;配合相關金融監管和其他管理部門開展對地方金融機構的專項管理;聘請第三方組織對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類新興金融行業和相關民間金融組織的業務活動及其風險狀況進行現場檢查;統計、分析地方金融組織的相關數據、信息。
在此基礎上,溫州市各縣(市、區)均成立了監管中心,把銀監局、人民銀行、保監局、證監局這些中央監管部門不管的,在溫州進行資本運作的公司,統一監管,逐步進行實時監控。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保育鈞認為,此舉將“一行三會”的垂直監管和地方監管結合起來了,賦予地方政府許多金融管理權力,也解決了“一行三會”怕風險、怕出事的問題。
而巴曙松的擔心則是:杭州市金融辦只有二十幾條“槍”,溫州市金融辦多一點,也只有40多人,監管缺位很難避免。
2003年,中國銀監會成立,由此確立“一行三會”為主的垂直的金融監管體系,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最低延伸到縣級,證監部門只到省級(計劃單列市除外)。業界普遍認為,監管力量嚴重不足,極易引發地方和中央監管的利益博弈。
巴曙松建議,考慮到縣一級央行在最近十年間僅以清算業務為主,而機構仍然不小,可以考慮將部分民間金融機構監管權力交由縣一級央行行使。
無論是上世紀的幾次民間借貸危機,還是半年前的溫州風波,民間金融機構“越位”一直是難解之題。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抬會攬儲放貸,還是過去兩年間眾多不具備攬儲放貸資格的投資、擔保、寄售、典當等公司違規操作,均給市場帶來極大的風險。
今后隨著民間資本進入金融市場政策的逐步放寬,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設立步伐加快,小微金融機構數量將呈激增之勢,加之其涉及客戶眾多,業務類型多樣,與地方企業和地方經濟發展聯系緊密,僅依靠“一行三會”監管體系,顯然難以滿足監管需求,而中央將民間金融監管權限下放地方,亦將給溫州金融監管部門帶來沉重的壓力。
張震宇表示,自己有兩點擔心,一是如何防范風險,二是推出的制度設計能否和現實對接,老百姓、民間資本是否買賬。
利率市場化暫緩
盡管半年前的民間借貸風波,凸顯了利率管制背景下的金融風險,但在溫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眾所矚目的“利率市場化”并未寫入。
3月29日,回到溫州的張震宇公開表示,方案中沒有提及利率市場化,是從全局考慮。若在溫州啟動,全國的錢會不會涌到溫州來?其他地方的人,會不會涌到溫州來投資?
和實體經濟的先行先試不同,金融資本如水般無孔不入的特性,在信息化社會的今日,使資本自由化試點難以單點突破,無論國外還是國內,均已有過先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產業結構單一的美國得克薩斯州經濟增長乏力,當地銀行也隨之遇到經營困難,某些銀行想到的辦法是:提高利率吸收存款,用規模效應應對利差收窄和潛在的壞賬。由于羊群效應,這種做法很快在該州的銀行業普及,以至于全美國的銀行都知道,到得州存款可以獲得一個“得州溢價”,全美存款開始涌向得州。
由于得州銀行受聯邦存款保險制度(FDIC)的保護,存款人并不擔心銀行倒閉,這場試點最終以金融危機收場。到上世紀80年代,得州是銀行倒閉的重災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也為此付出了巨額代價,靠財政支持方才存活下來。
2010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行長的盛松成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利用黨中央和國務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機會,爭取國家允許東北地區率先開展存款利率上浮的試點。這一提議,當時獲得部分學者附議。然而后來這一提議,卻隨著盛松成調任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而無疾而終。
而在這之前數年,天津濱海新區“港股直通車”的叫停,同樣源自“得州風險”。
利率市場化制度性突破的付之闕如,令業界對溫州金融綜合試驗的前景心存疑慮,擔心民間金融被正規金融“招安”后會因為受到存貸款利率限制,而不再熱衷于小微企業貸款。
“那不見得。”美銀美林董事總經理、中國區行政總裁劉二飛認為,中國貸款利率上限已經放開,民間資金投資設立小型金融機構后,基準貸款利率的4倍依然是合法的。以當前貸款基準利率6%來估算,最高貸款利率可達24%,那么從銀行拆借資金的利率假設是8%,借出去的利率是20%或者15%,仍有可觀的收益空間。而以往商業銀行不愿借錢給小微企業,是因為缺乏風險防控機制,而這正是民間金融的優勢。
國務院參事夏斌也表示,關于利率市場化的改革,30年來從未停止,目前僅剩存貸款利率未市場化,即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仍受管制。由于全國金融市場的組織架構體系、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加上現代信息技術,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進行變革,在全國統一市場下,就是全國性的變革。現在已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很難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試點。
而在本輪宏觀調控期間,長達21個月之久的負利率(直到2012年2月,一年期存款利率方才跑贏CPI)催肥了理財市場。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理財利率幾乎等同于市場化的存款利率,債券利率幾乎等同于市場化的貸款利率,兩相夾攻,利率管制的空間已大為收窄。
但其中的難題是,中國尚無存款保險制度和銀行業破產條例,使利率市場化改革難以開花結果。夏斌說,利率徹底市場化意味著銀行成本提高,利差縮小,競爭加劇,難免會出現銀行倒閉、破產。
最新一期《中國金融》雜志刊登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文章稱,目前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基本具備。
周小川表示,商業銀行財務重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財務軟約束問題、開始在市場競爭中產生產品和服務的定價,為推進下一輪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礎。
周小川在日前召開的博鰲論壇上也表示,中國將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此外,據周小川透露,2012年年初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又重提金融危機前提出過的“建立存款保險機制”這一議題。
相關專題:溫州金融綜改實驗區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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