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試點最有可能的突破口

2012年06月18日 01:28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丁騁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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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近日去溫州調研，實際感受了民間資金多、投資難，小微企業多、融資難這“兩多兩難”的諸多細節。忽然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去年下半年發生的溫州民間金融風潮是件好事，因為它讓發酵已久的深層次矛盾擺到了國人面前，再不容回避，有助于堅定國人深入金融改革的信念。

大家知道，溫州民間金融亂象由來已久，由民間借貸導致的企業家跑路事件幾乎每年都在發生,只不過去年下半年這次最為嚴重，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

民間借貸風潮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對金融業的高度壟斷。由于民間資本無法進入銀行等金融領域，導致“二元融資結構”成為我國現階段金融體制的最主要特征。一方面，我們已發展出一個包括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組成的在國家監管體制下的正規金融市場；另一方面，由地下錢莊、高利貸等組成的在國家監管體制外的非正規金融市場仍然揮之不去。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融資結構下，民間借貸系統性風險成為我國金融體系中隨時可能爆發的潛在隱患。

在生產要素價格持續上漲、人民幣升值等大背景下，本已微利的民營企業無法按原有的軌跡繼續生存。如果將資金存在銀行，利息收入趕不上通脹的速度。因此，民營企業家將本該用于實體經營的資金挪作炒房、炒礦甚至炒錢。并形成“熱錢涌入-資產價格暴漲-更多熱錢涌入-資產價格更漲”的惡性循環。溫州、臺州等地的炒房團、炒礦團即是這種循環的最好注解。不僅如此，二元融資結構導致“利率雙軌制”形成一個套利空間。一些企業不惜從銀行錯錢再投入民間借貸，賺取利差。一些上市公司也將大量的資金投入非正規金融市場，甚至直接參與資產市場的投機操作。

在這樣一個二元融資結構中，一旦遭遇宏觀調控，系統性風險可能隨之而來：其一，由于銀根緊縮，導致正規金融市場的資金回籠，利率提升，產生擠出效應；其二，由于宏觀調控使資產價格下跌導致高回報的投資機會消失，使參與投機的民營企業無法償還高利率的民間借貸。雙向擠壓使信用鏈斷裂，終于逼得民企老板“跑路”。

直到現在，溫州有超過6000億元的民間資本，并以每年14%速度增加。要化解民間借貸的系統性風險，必須突破長期形成的金融“封鎖”，讓暗潮涌動的地下民間金融浮出水面，打破民間閑置資金與中小企業貸款難共存的怪圈。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方案是近年來最值得關注的經濟體制改革突破，它明確了民間金融的合理性，并將監管權力下放到地方，這是具有突破性的變化。 “兩多兩難”，正是此次金融改革要破解的核心問題。不過，筆者以為，在溫州金融改革試點方案所確定的十二項主要任務中，最可能的突破口在于放寬“小微型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

這首先是因為，對于溫州這樣一個地級市來說，要在大中型金融機構上實現金融改革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從法律條文上看，大中型金融機構的資本金要求，民營企業完全有可能達到，但要獲得金融許可證卻幾乎不可能。因此可以預見，溫州金融改革只可能在小微型金融機構上有所作為。事實上，在溫州金融改革方案中也并沒有提要成立商業銀行、證券公司與保險公司等大中型金融機構，而只是要求放寬小微型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比如允許符合條件的法人作為設立村鎮銀行的試點，允許單個法人在村鎮銀行參股比例提高到20%以上，擴大農村資金互助社和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對滿足一定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優先改制為村鎮銀行等等。

由于小微型金融機構對經濟變化反應速度快，辦理貸款考核機制靈活簡單、融資效率較高，所以小微型金融機構在對小微型企業融資上有著獨特長處。同時，小微型金融機構具有“本土化”優勢，他們可以充分利用當地民企經營狀況，減少信息不對稱和成本問題。民間借貸一般存在于相互熟悉的經濟主體之間，小微型金融機構與民間借貸的相似特點，提高了小微型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對接的可能性。唯其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將處于地下或半地下狀態的民間資本引到地面，使民間資本規范化、陽光化。

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金融結構，區域經濟轉型需要與之相配套的金融改革。區域經濟企業規模結構應與這一地區金融企業規模結構相一致，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溫州經濟必將更多地仰仗小微型金融機構。從全國范圍看，如果在短期一下子放寬大中型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一旦政府監管不力，將造成全國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而小微型金融機構即使出現信用風險，也能限制在一定范圍和局部地區內，不會造成全國范圍內的影響。

前不久，銀監會發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鼓勵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如果這些實施真能落到實處，我們就有足夠理由相信，這次溫州綜合金融改革必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突破。

(作者系浙江財經學院金融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