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么會失敗？

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由于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繁榮富裕的關鍵在于這個社會實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任志強 推薦語1:
最近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貴州一個鄉的書記居然可以動用派出所，把一個13歲小女孩銬起來拉去游街。不管誰對誰錯，書記怎么能指揮派出所呢？派出所應該依法辦事，怎么能把一個13歲的小女孩扣起來？有人說派出所不知道她13歲，不知道13歲那你派出所不該事先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情況嗎？而且她不是犯罪，你怎么能動用手銬呢？這類問題越來越多的暴露出我們制度上的問題，制度賦予鄉鎮書記可以指揮派出所的權力。

為了進一步解釋一個國家和地區繁榮富裕的關鍵，《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的作者達倫·艾克莫格魯與詹姆斯·A·羅賓森提出：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于保護個人權益，并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并鼓勵多元思想，作者稱為包容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精英把持，作者稱為攫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創新。

一個國家的富裕水平主要跟普通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程度有關。以農民的視角為例，無論是在現代的非洲、中世紀的歐洲還是內戰前的美國南方，如果剩余的都被有錢人拿走了，在地里干活的人就缺少提高產出的激勵。只有當農民有了財產權、發現他們能夠從額外產出中獲利時才會改變想法。任志強 推薦語2:
回到市場經濟的角度，中國目前應該說是非完全的市場經濟，因為在公有制問題上依舊沒有打破。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允許私有制發展的過程，他把完全的私有制開放一部分，比如說自留地允許了，承包地允許了，雖然承包地不是最終產權，不能隨便交易，但即使開放一部分，也讓中國的經濟從完全被動的情況下變為主動，從吃不飽到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正是因為這種開放，保證了中國改革進程前20多年的快速增長。

數千年的全球史也說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移動，也可能會倒退回較具攫取性的狀態，淺層的民主也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

中世紀的威尼斯因為實行較包容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邁向富裕繁盛，反過來又帶動制度朝更加包容的方向前進，盛極一時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的精英豪族不甘于新人輩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將威尼斯快速拉往封閉的攫取方向，因而導致它逐漸衰落。

對中國的意義任志強 推薦語3:
比較突出的實際上是2003年之后，這十年國有壟斷以及控制不斷加強。如果說改革前20年鄧小平是通過逐步放開的實踐摸著石頭過河，當改革撞墻時發現體制不對把體制改了，再撞墻時看到體制不對又把體制改了，而后10年通常是當體制和現實發生矛盾時，堅持體制這堵墻讓你往回退，甚至把墻立起來加厚。

對于正朝包容性制度的良性循環邁進的我們，要如何避免被吸入攫取型制度的惡性循環中？

艾克莫格魯說，他們核心的觀點是，繁榮昌盛的國家就是那些建立了能夠“釋放”、賦權并保護每個公民所有創新、投資及發展潛力的政治與經濟體制的國家。包容型經濟體制實施財產保護，創造公平的競爭場所，鼓勵新技術及技能方面的投資，與攫取型經濟體制相比，更能促進經濟增長。

大家可以在東歐出現的巨大變化與前蘇聯國家格魯吉亞或烏茲別克斯坦的情況之間，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進行比較。所有問題都在體制上。任志強 推薦語4:
雖然這十年仍是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但已引發很多社會矛盾。我個人覺得中國實行不完全市場經濟之路，現在基本上走到頭了，市場經濟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保護，有產者始終會擔心重新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委內瑞拉就有類似的情況。

歷史的教訓是，如果解決不好政治問題，就解決不好經濟問題，因此他們不相信中國已經找到一種政治控制與經濟增長相結合的奇妙方子的說法。

相較于三十年前，中國大步邁向包容性經濟制度，成就了刮目相看的成長率，但成長的經驗確是攫取型政治制度下的產品。在中國最近強調的雖然都是創新與科技，但基礎還是建立在現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資，情勢是無法持續的，因為它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創造性破壞”，而這種“創造性破壞”對于創新與收入增加是至關重要的。

關于這一點有一個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財產權在中國還不是完全可靠。例如2003年戴國芳的鐵本事件，指出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下的發展困難。此外，勞動力移動的管制極為嚴格，經濟體系的包容性仍極為不足。商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合則兩利。中國成長經驗之所以大有可為，因為地方還有成長的空間，而中國的企業家也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但除非中國經濟實現向基于創新性破壞的過渡，其經濟增長將無法持續。任志強 推薦語5:
我們知道游牧民本應是共同使用一個草原的，因為草原是共同的，所以他們都會按照哪兒草不好收，就把羊拖走，會自動維護自己的生存權。但今天我們的做法是讓牧民定居，一人劃一條地，可能你劃的地草肥我劃的地草荒，你最后養羊時就從這頭啃到那頭，然后把所有草地啃沒了，也許今年我是好地，明年我就變成荒地了，就沒有平衡過，因此我們幾乎所有的草原都因此而變成不是草原了。

“你能想象中國會允許一位20歲的輟學大學生開辦一家公司，挑戰國家銀行支持的整個中國國營企業嗎？”

任志強 推薦語6:
我們為什么要讓游牧民定居呢？草原應該是沒有邊界的，另一個比喻是河流。什么叫河流？可以自由流淌的叫河流，而我們現在是在所有的河流里設了不同的“壩”，水不是自由流淌，而是你用“閘”來限制我流淌，限制我流淌時水可以流淌，但魚流淌不了，閘口里出來那些魚都死掉了，當生態被破壞時就不叫河叫水溝。這和市場是一個道理，能夠自由流淌才叫市場，我的商品可以自由交易，所有的購買者可以自由選擇，然后這個商品可以流通再流通，就變成河流了。比如你買了房子，可以賣給我，還可以賣給他，就是自由流淌，但現在左限右限，從一手房到二手房不讓你自由流淌，就沒有交易過程了。商品在自由流淌過程中才有價值，從中我們看到的還是體制問題

任志強 推薦語7:
體制問題另一個要命的表現是博弈在后：先出臺一個政策，然后看市場反映，最后再修改。而歐美國家是博弈在前：東西出來之前大家先打，打個落花流水說行還是不行，包括財政開支問題，到最后期限我投票說同意你再延期，或者說如何延期，它是博弈在前的。而我們現在是博弈在后，大領導說你這個部委出個制度，部長說你這個司長出個制度，司長說你處長寫個制度，最后可能是科員寫了個制度，然后就出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