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口迅速萎縮，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

中國人很可能將是世界上最不愿意生小孩的。實際上，中國的出生率已經降到了1.5以下，在上海，生育率已經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中國新出生人口正在迅速下降。1990年，中國新出生人口達到2600萬的高峰，以后就一路迅速下降，1994年降到了1600多萬，到2000年，新出生的人口只有1300多萬。如此劇烈的人口結構的變化，對未來的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

首先影響的勞動力市場。1990年出生的2600多萬人口中，有500多萬考上了大學，剩下2100萬是低技能勞工，這些人是在2005-2008年進入勞動力市場。所以，2005年到2008年還是中國新增勞動力非常旺盛的幾年。四年以后，1994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600萬，其中有700萬上大學，新增的低技能勞工只有900萬，不到4年前的一半。這就是為什么2009年后中國出現了用工荒的主要原因。今后，隨著出生人口進一步減少和大學生人數繼續增加。中國低技能的勞工將越來越少。與此同時，服務業又需要大量的低技能勞動力（如服務員，保安，保姆, 護工等），于是留給制造業用的低技能勞工將加速減少。根據我在《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中的測算，中國將在10-20年內完全放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而只保留高附加值的制造業。陳志武 批注1:
我基本認同第一點。年輕就業人數的快速下降已經使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低增加值的制造業帶來沖擊，讓部分制造業從中國轉移出去。當然，對中國的長久利益，這未必是壞事。一方面，中國的生存環境已經受污染太多，無法繼續按目前規模做世界工廠，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此形成倒逼約束；另一方面，過去勞動力成本太低，使中國企業沒有激勵尋求技術革新，但現在和以后勞動力成本高了，中國終于能從“勤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轉向“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勤勞革命的前提是勞動力便宜，而工業革命的前提之一是勞動力昂貴。

另一個年輕人口萎縮的副作用是，雖然可以通過提高錄取率來維持大學生的數量不減，但是由于生源急劇減少，大學生的質量也會隨之下降。陳志武 批注2:
教育部和各大學應該特別重視，尤其現在各大學還在不斷擴大校園和宿舍規模。當然，針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各大學學生太多而無法為學生“開小灶”，今后的大學生少了，或許各學校終于能花更多時間和精力在每個學生身上，培養更多的“精品”。

第二是稅收和財政。20年后隨著壽命延長，中國的老人激增，國家的財政中老人的醫療和社會保障的支出將迅速放大。但由于年輕人口萎縮，勞動力或者說納稅人卻迅速減少。國家必須通過加重稅收來貼補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撫養成本的迅速上升。那時，中國的獨生子女們不僅要擔負起照顧四個老人的重任，也將面臨更高的稅負。

第三是影響的各種商品的需求。先看房價，通常一個人是在30歲左右成家和買房的。中國新出生人口的高峰是在1990年，所以對房屋需求的高峰將在2020年左右到來，而以后將開始萎縮。所以，10-20年以后的房產業將是一個夕陽產業。事實上，和房子一樣，許多商品（健康和旅游產品是例外）消費最旺盛的年齡都在30-40歲。所以很多產品和服務包括教育產業都將在10-20年出現需求增長緩慢或者萎縮的狀態。陳志武批注3:
基本認同。至于房地產需求是否要等到2020年才達到頂峰，或許不需要那么久，許多父母現在就為幾歲、十幾歲孩子買房，按照這樣的速度，在90后成家做父母之前或許房產需求就已超出飽和。

第四影響的是環境和資源。和房子等其他商品需求同步，中國人對資源的需求也在10-20年內達到頂峰，然后開始下降。另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20年后，中國的人均收入將達到20000美元左右，是個中等發達國家，也將有更多的財力去治理環境。同時，一些新能源的技術也逐步成熟，并開始推廣。所以20年后，環境和資源的矛盾將大大緩解。

第五影響的是創新能力。中國經濟在10-20年后放棄了勞動密集型行業后，將依靠中高技術水平的制造業和服務業，這些行業需要的是創新型的高技能人才。一個人最具創業和創新能力的年齡是在30-40歲，所以1990年出生的2600萬人將在2020年到2030年，發揮出最佳的創業和創新的能力。但是到了2030年以后，年輕人迅速減少，整個經濟的創新和創業的活力也隨之下降。這不僅僅是年輕人數量少的問題，而且是個結構性問題，如果一個社會（或公司里）五六十歲的人遠遠多于二三十歲的人，那么年輕人的晉升和歷練的機會會大大減少。那么這本來就少的年輕人的進取心和創造力就更低了，這種狀況很像現在的日本。陳志武 批注4:
有商榷的地方。在梁先生的樣本國家中，創新活力跟年輕人口占比呈正相關關系，這應該是成立的。但造成這種關系的起因或許不是年輕人占比，而是整個國家的制度體系是否給創業、創新提高正向激勵。比如，當制度體系向日本那樣保守僵化、各層次資本市場又不發達，那么許多年輕人會自愿選擇去美國等國家，這種年輕人口流出創新制度差的國家、流入創新制度好的國家，也會造成“創新活力跟年輕人口占比呈正相關關系”的結果，盡管背后的起因是一國的創新制度，而不是最初的年輕人口占比。

日本在 50 年代到 80 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但是到了90年代，情況發生了逆轉，隨著人口結構的老化，日本企業的創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滯了。現在學術界普遍認為，日本二十年的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是其創新和創業能力的缺失。而這是和日本企業和社會老齡化因素密切相關的。陳志武 批注5:
一國的創新活力不取決于、至少不完全取決于其年輕人口數量，就像中國現在年輕人的絕對數很大但未必有令人鼓舞的創新活力。日本的情況對梁先生的研究影響較大，亦即日本老齡化嚴重且同時創新活力也萎縮很多。可是，老齡化是否就為日本創新活力低的原因呢？或許從因果關系看，日本社會的論資排輩文化以及其它制度因素更是創新活力低的原因，而非老齡化所致。

９０年代后，隨著人口老化，企業中老人的比例越來越高，原本富有創造力的日本企業逐步變得保守。日本企業中普遍存在論資排輩，資歷重于能力的現象。隨著企業中中老年人比例提高，年輕人的提升空間越來越小。本來就在迅速減少的年輕人，還得不到足夠歷練以及社會關系和資本的積累，其創業的能力大打折扣。

數據表明日本年輕人的創業欲望隨著老齡化不斷降低。日本新企業的數量占比從60、70年代的6-7%，降到了最近幾年的3-4%。 美國十大高科技公司有六家創辦于1985年后，而日本在最近二三十年再也沒有出現全球性的高科技公司。 一項調查表明，日本年輕人的創業意愿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里面最低的。

日本不僅缺少新的企業，而且現有企業也顯得保守，僵化和遲鈍。當然在一些傳統行業，只要用戶需求和技術變化不那么快，像傳統的汽車行業，高齡的日本企業像本田、豐田還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在越來越重要的新技術領域，日益老化的日本企業似乎已經跟不上世界技術進步的步伐了。

我的研究還分析了世界上幾十個發達國家的創業數據，發現年輕人的創業意愿和一個國家的老齡化是顯著負相關的，也就是說越是老的社會，年輕人的創業活力就越低。同時，我還分析了主要發達國家風險投資的數據，發現人口結構越老的國家，風險投資的活躍成度越差。另外我還分析了本土互聯網公司的競爭力，也發現人口結構越老的國家，本土互聯網公司的競爭力就越弱，往往競爭不過外資的互聯網公司。

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如果中國聽任生育率繼續下降，中國的人口結構就會變得很像現在的日本，成為老齡化程度最深的國家之一。長此以往，經濟發展的活力就會衰退。美國和印度則將憑借其年輕的人口結構和開放的移民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具有相對的人口結構的優勢。

所以現在多生一個小孩，中國將不僅多一個兒子或女兒，一個兄弟或姐妹，而且是多一個勞動者，一個納稅人。現在多生一個，可以緩解的中國20-30年后各種需求疲軟的困境。現在多生一個，可為20-30年以后的中國，多培養一個普通的服務人員或是一個專業人士。現在多生一個，或許還為20-30年后的中國多培養一個創新型的人才，也許是一個新能源的研發人員。

最后多生一個小孩，父母很清楚將要為這個小孩付出的很多很多，既然選擇了多生，必然是有覺得是值得的，不管是希望兒女雙全，還是老有所靠，還是要讓子女體會兄弟姐妹的親情。（或許是讀了這篇文章，要為社會做貢獻），我們應該尊重這對父母的家庭幸福的選擇。

為什么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人口密度高于中國的東亞和歐洲國家）當生育率下降到1.5 以下時，都會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而唯獨中國還繼續對大多數人實行一胎政策呢？

本文摘自梁建章、李建新《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