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從哪里來？

那是兩年前的一天，蘇小和找到我，說是要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一個重要課題，揭示中國自1820年以來的中國市場經濟和企業家階層崛起的歷史、規律和特征。當時我也很激動，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正處于歷史的關鍵時期，有些人對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方向表示懷疑，對鄧小平的“市場邏輯”也提出質疑。因此，研究中國近代市場經濟的啟蒙時代，可以幫助我們見微知著，啟迪和深化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探索。我認為，研究這一重大歷史課題，要通過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縱向、橫向和實證研究來回答三個問題：

其一，中國綿延幾千年的農耕經濟從什么時間開始走進接近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時代？具有資本主義特征的生產方式從何時得以發展？這種開放的、競爭的、自由交換性質的市場經濟形式很快催生出帶有中國烙印的第一代企業家，這是市場啟蒙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發生和發展的開端。這些企業家是什么時間產生的？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的？

其二，中國第一代以自由競爭為主要特征的企業家為什么沒有真正發展起來？以至于到今天都沒有建立起一個純粹市場意義的企業家階層，那些剛剛萌芽的具有一定市場特征的企業家為何迅速被龐大的官商結合傳統遮蔽、擠壓？

其三，從歷史潮流看，晚清末期市場經濟的有限演進給歷史留下了什么？是歷史的財富、工業化的勃興、財富的積累？還是一種變革社會的思想，即現代化進程？這樣的進程怎樣催生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向多樣性格局轉型，導致傳統的士紳階層的分裂、現代城市精英的崛起、獨立知識分子的出現以及企業家階層對市場經濟的主動探索？中國從此走向現代化社會的歷史方位，這一進程有哪些本質上的規律、趨勢和特征？雖然過程百轉千回，但歷史的方向已經確立，不論什么人，不論什么時候，都只能在這樣的歷史潮流里順勢而為。

蘇小和是一位精于學習、視野開闊、勤于思考的著名財經作家，出版過多部著作。他曾經是個詩人，但他發現純粹的詩人是很難養活自己的，于是另辟蹊徑，投身財經領域的研究與寫作，成為著名的財經作家和書評人。

由蘇小和主筆的《啟蒙時代》這部書，是系統研究1820—1911年我國晚清時期市場經濟與企業家階層發展軌跡的成果，既有學術性，也有知識性。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探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及其發展的路徑，探尋中國企業家的崛起方式和環境，并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進行深層次的差異化比較研究。事實上，從梳理歷史的角度探尋中國市場經濟發育和企業家成長的軌跡與獨特性，不失為一種更有說服力的了解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方法。

第一，揭示了中國的市場經濟是被動出現的這一歷史現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雖然淪為了屈辱的戰敗國，人們卻驚訝地發現，伴隨著門戶的打開，晚清的貿易水平反而扶搖直上，出現了一些適應財產私有性質的區域性市場經濟制度，個人消費者有了選擇的自由，企業也開始享有獲取利潤和競爭的自由。

第二，描述了中國近代企業特別是工業企業的出現一一具有鮮明的官商結合的歷史特征。晚清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無論官僚還是企業家，都贊同構建一個近代化的工業秩序，只有致力于工業的發展，才能救帝國于險境。但問題在于，在治理一個幅員眾多、地域廣闊的國家秩序里，朝廷長期以來都一直遵循著直接干預經濟生活的傳統，似乎市場是可以被官員操縱的，而絕大多數有志于近代企業的商人和企業家，也理所當然的認為，只有朝廷大力支持并控制企業的發展，企業和企業家才有希望，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共識。沿著這樣的思路，大量的地方官員理所當然地把創辦和監督近代化企業的職責、任務和角色，分派給了自己。也就是說，中國近代企業的開端就是以官商結合為起點的。這樣的起點，被人們譽為一種制度性的創新。國家之大，卻沒有一個人認識到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也沒有人強調官僚和企業家的分工。多少企業和企業家的悲劇命運就是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次第上演。

第三，剖析了官辦企業是伴隨著封建國家一一這種以土地分封和人身依附為特征的政治制度而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官辦企業的歷史比資本主義制度要悠久得多。從中國看來，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時代就有了比較發達的官營工廠，如，當時專門供給統治者享用的金、玉、木、陶、革、絲帛以及弓、矛、箭等國家征戰用的制造業。在西方國家，官辦企業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但是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能夠產生自由發展的市場經濟和全球翹首的企業家階層及企業家精神？歸根結底是國體和政體決定的，國體、政體決定了商體。在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統治下，市場、企業服務于統治階層己是必然。

晚清時期，我國沿海地區的貿易水平快速發展，其市場結構、貿易活動、商業組織形式等都產生了近乎革命性的變化，由此帶動了近代工業的發展和企業制度的革新?？梢哉f，1820年以來的輸入性市場經濟架構，使中國商人學到了西方的自由競爭，初識了資本、貨幣和產權制度，一些具有開放思想人士也試圖向西方學習，創建市場經濟架構和企業，按照市場化運作企業。然而，即便是外國商業勢力用自己的資本力量培養的與自己競爭的中國商業階層，最終也是被官僚權力壓倒，有些成為官僚傀儡，有些被強大的官場博弈粉碎。像李鴻章組建的招商局，在唐廷樞、徐潤掌管下，股權結構多元化，是中國第一家具有股份制結構、具有現代公司特征的企業。但在李鴻章運用權力為招商局打開壟斷漕運之門后，一方面是招商局的不斷擴大，“能夠成功地與外商匹敵”，而另一方面則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背離。最終，招商局演變成一家官商結合、完全由政府官僚把控的官辦企業，企業家失去了自己獨立的市場人格。即便是像鄭觀應那樣胸懷大志、較早接觸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理念、了解和掌握一些市場競爭技術的優秀人士，也要依托其濃厚的政府色彩，最終被官僚利益和政府權力扼殺。無怪乎鄭觀應感嘆：“專制之下，尚未立憲，有強權無公理”。這也是晚清時期中國企業家的宿命寫照。

第四、比較翔實地勾畫了中國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家群像，以及他們的鮮明個性、經營特色、商海沉浮與歷史命運。為了實證近代企業家發展、成長的不同經歷和鮮明特征，書中專門描述了思想型企業家鄭觀應，買辦型企業家唐廷樞、徐潤，私人型企業家胡雪巖，官僚型企業家盛宣懷，士大夫型企業家張謇。他們有著不同的個性、理念和特點:有的埋怨官僚過于干涉企業的經營，但又在經營方式上依賴官僚；有的具有純粹的企業思維，終其一生也沒領會到官場的幽暗；有的起于官商結合，敗于市場競爭，依靠政府關系做生意，卻一直學不會在真正的市場體系中游泳；還有的純粹是官僚型企業家，游走在官場和商場、權力和生意之間。通過對這些近代大商人、大企業家的研究，揭示了中國大商人、大企業家在市場經濟的啟蒙時代不同的奮斗、抗爭、沉浮經歷，以及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悲劇性歷史特征和規律。

本書引注多達885個，可見作者的勤奮與嚴謹。

通讀本書，我們可以了解到1820—1911年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啟蒙時代，應具有三重意義：一是市場的啟蒙。1820年前后，中國農耕經濟在輸入性市場經濟架構影響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與發展，開始走進市場經濟時代，由此催生了中國第一代具有自由競爭意識的企業家；二是受龐大的官商結合傳統遮蔽，中國沒有形成純粹市場意義上的企業家階層；三是晚清最后80多年市場經濟的有限演進，留給歷史的財富是一種變革社會的思想，它催生了中國傳統社會向多樣性轉型。這是本書的思考與總結，也是留給我們對晚清市場經濟與企業家階層形成的再認識和歷史與現實相關脈絡的進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