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常識的角度看,該消息屬實幾乎全無可能。一是即刻搜索的母公司,上市公司人民網在過去幾年的財報中從未提及“20億”這筆不小的開支,事實上從公開資料看,即刻搜索在過去幾年一直小有利潤,凈資產也略有增加。其次,人民日報社并未公示任何有關鄧亞萍的任免決定,而且,即便真的虧損了20億,鄧亞萍也遠沒有到需要跑路的程度。
然而,毫無疑問,“即刻搜索”這只互聯網搜索界的“國家隊”已遠沒有兩年前成立時的風光得意。
事隔境遷,人民搜索的董事會對鄧亞萍的不滿情緒日漸增加:其一、鄧亞萍搭建20億搜索引擎平臺,購買數百臺服務器,卻不賺什么錢,弄到最后"即刻搜索"到了裁員的地步。其二、國內搜索引擎市場上,百度的使用率和市占率均超過70%,占去四分之三;360、谷歌等瓜分殘羹冷飯。而鄧亞萍的"即刻搜索"不僅沒能排進前10位,而市場占有率幾乎為零。
而對于見慣風雨的互聯網界而言,無論是即刻的頹敗還是鄧本人的銷聲匿跡都似乎早有伏筆。即刻搜索事件爆發后,業內口口相傳最多的是“鄧亞萍做搜索引擎,跟李彥宏拿女子乒乓球世界冠軍差不多。”
在人民日報這棵大樹庇護下,仍難以逃避“即刻消失”命運的即刻搜索究竟如何跌入今日局面?
時至今日,仍無人可以完整描述所謂“國家搜索”到底是什么。
即刻搜索上線是在搜索引擎技術發展很成熟、市場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上線的。當時人們發現,搜索已成為網民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而這種產品對國家安全戰略是有重大影響的。搜索公司完全能決定網民看什么不看什么,這在傳播上無疑是把住了出口。因而建立國家搜索的聲音多了起來,人民搜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問題是,國家搜索是個什么概念,誰也說不清,直到現在這個概念都還模糊,目前看來它更像是個拍腦袋的點子而已。戰略上的不確定,使得人民搜索一直處于摸索的狀態下發展,有些尷尬。人民搜索并不是一家完全市場化的公司,其自身使命本身和市場化甚至有一定出入。所以,作為所謂的國家搜索,其本身定位的不準確,就導致了這種體制性的產品沒有針對用戶的市場敏感和優越體驗,對于一個違背市場規律的產品,其最終的結局讓人擔憂。
鄧亞萍對即刻搜索的定位,一開始就出現了偏差。她曾經這樣評價過百度:“我們(人民搜索)本身代表的是國家,最重要的不是賺錢,而是履行國家職責。你不用打敗我們,你應該多幫助我們,多給我們出主意。”然而,市場競爭激烈的互聯網賽場,誰都不會在乎國家隊。
“事實上,即刻搜索前期投入也就2億元,這個數字是去年年底我所知道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沒多少錢,這些錢更多是花在人才的儲備上,最多的時候有600多人。”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一位前員工則透露,即刻搜索的待遇等各方面都不差,包括給不少員工解決北京戶口。
國家搜索的團隊,62%以上的職員都是211、985名校的碩士、博士,即刻搜索雖然不缺乏技術人才,卻缺乏有經驗的市場人員,沒能形成多樣化的人才梯隊。在用人這一點上,即刻比百度、360這些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用人機制差遠了。
雖然從人才儲備的多元化上來看,國家搜索與互聯網大佬們相比稍遜幾分,但靠著不錯的薪酬與福利水平,并不至于2013年出現大面積的員工離職潮。
曾經,鄧亞萍和她手下的員工們都無比真誠地相信“國家”的無所不能。2012年9月,一位從新浪跳槽到人民網的業內人士表示:“只要國家想做的事情,沒有什么做不了,即刻搜索超過百度是遲早的事。”當時新浪微博正如日中天,他卻放棄了可能的期權,堅信“國家隊”會改變中國互聯網的格局。
但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績效考核,為日后的衰敗寫下了伏筆。知情人士透露,這次績效考核是一種360度評價,是為了進一步強化“價值觀”:“如果價值觀與管理層不統一,就有可能被踢出局。”
“這次績效考核方式是全公司高層討論通過的,并做了全員貫徹宣傳。”作為該考核制度的設計者之一,即刻人力資源總監陳春曉告訴本刊記者,“這次排序每個部門都有第一名,我們再把排在前面的拿來橫向比較,不光要自我的評價,上級評價,還有周圍的人、跨部門的人、合作者對他們360度的評價。”
即刻搜索原產品總監張玉睿則進一步介紹說,“每個人都由五個人評價,這五個人怎么選的,怎么評價,你不知道。直到考核結束后,HR會告訴你,你部門誰被考核,被誰考核,反映出什么問題。”
業內人士直言,互聯網公司績效考核的一般做法是,員工在月末提交工作報告,由具體的項目負責人根據工作完成情況、工作報告和員工平時表現打分。即刻的做法則是:不僅看業績,也看群眾關系。在上述前高管看來,“這其實是照搬了國企對高層的考核,極大地惡化了人際關系,導致2013年春節后出現了大面積的員工離職。”
作為即刻搜索總經理,鄧亞萍的上任,給即刻搜索賺足了眼球和人氣。人民搜索董事會并不諱言,找鄧亞萍,是為了“擴大國際國內影響力”。而在實際中,以“鄧亞萍”這三個字作為敲門磚,有關機構的大門確實開得更容易一些。“我們可以得到國家各部委的數據資源,甚至能拿到新浪微博完整的后臺數據接口。”即刻公司人力資源總監陳春曉說。
可以肯定的是,鄧本人也是個十分勤奮的總經理。“鄧總每天8點上班,常常到深夜一兩點鐘才回家。”“她身體非常強壯,也非常賣力。”這幾乎是員工提起她的第一反應。
作為前世界乒乓球冠軍,鄧亞萍也經常進互聯網與乒乓球聯系到一起。“鄧總強調狠快準靈轉,狠就是抓取量,快是搜索響應這一塊,比如說在短短的幾毫秒內就要響應用戶的需求。”即刻搜索原商業推廣負責人常興龍對本刊記者回憶,“我覺得鄧總的精神是很可嘉的,因為企業究竟成還是不成,就看領頭者的精神頭到底什么樣子。”
然而隔行如隔山的互聯網界并不買世界冠軍鄧亞萍的賬。“她試圖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融入到互聯網圈子里,但比較戲劇性的是,鄧亞萍幾次演講時,臺下都有人在笑,因為這個圈子 只認你做出了什么東西。”知情人士表示。
“說到人民搜索,大家微微一笑就沒人把鄧亞萍當回事。為什么?因為她的模式什么的都太經不起推敲了,她完全不是個玩家。”知名互聯網分析師葛甲說,“比如她說要拜馬云為師,跟他學搜索,馬云在搜索上是一個失敗者,你居然去找馬云?”
如果說鄧亞萍的行政任命式履職還只是讓“即刻搜索”看起來太“不專業”,那么核心技術他握被詬病便是即刻在“專業化”道路上的致命傷。
為了尋找即刻搜索的核心搜索技術和人才,鄧亞萍曾四處奔走,后來,在李開復的推薦下,鄧亞萍找來前谷歌中國工程研究院副院長劉駿,擔任即刻搜索的首席科學家,但實際上,即刻內部團隊只能算是一個外圍的工作者,根本接觸不到核心技術。
劉駿在互聯網行業的名氣,與體育行業的世界冠軍無異。2012年,劉駿創辦了社會化搜索引擎公司云壤。這一年九月,鄧亞萍在一間“又破又舊”的辦公室拜訪了劉駿。“她一直在不斷地找我。有段時間我和家人去加拿大度假,手機摔壞了,她那段時間急壞了。我回國后一把手機卡補上,她的電話是第一個打進來的。”
根據即刻與云壤簽署的合同,云壤獲得即刻部分股權,然后將代碼封裝成黑盒子,以lib庫的形式提供給即刻。簡單地說,搜索引擎的核心技術始終由云壤掌握。對一家互聯網企業來說,這無異于被人緊緊扼住了咽喉。“所有代碼必須經他(劉駿)審核,代碼權限控制死死的。”即刻原產品總監張玉睿表示。
最為夸張的是,從嚴格意義上說即刻搜索和云云網(云壤旗下搜索引擎)還是競爭對手。從合作之日起,劉駿就需“一心二用”。
“早上不到八點就從家門口坐上人民搜索提供的專車,到人民搜索辦公。下午,才風風火火地回到云云搜索。”有媒體報道稱。而在日后接受采訪時,劉駿也坦承,“和即刻搜索合作的項目是使我們能活下來的項目……我覺得和即刻搜索的合作還是共贏的”“我們做了該做的事,但很少有一件事是專門為人民搜索做的……總得來說,我們還是在做我們自己該做的事,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和人民搜索的技術發生了一些關聯,會有一些交流。”云壤技術副總裁孫崢則做出了這樣的解讀。
矛盾終于在2012年底爆發,一則“不懂搜索的鄧亞萍被自己請來的劉駿忽悠”的帖子開始在網絡上流傳。當時還在度假的張玉睿第一時間看到了這個帖子。“我馬上給公關的負責人打電話,我說這個是很嚴重的公關事件,必須明確回應,把正面聲音釋放出去。”
出人意料的是,即刻公關部門并沒有對此作出回應。但人民日報很快就有了回應。2013年2月,即刻內部發生高管大震蕩,劉駿出局,鄧亞萍則被“架空”。
雖然世界冠軍做總經理,核心技術不掌握在內部團隊手中的特征已經令即刻在與互聯網大佬的逐鹿戰中“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但即刻搜索似乎至少繼承了一項互聯網企業的特征:啟用有互聯網“黃埔軍校”之稱的谷歌幫。
即刻內部的價值觀該是推崇谷歌,貶低百度。“百度已經到了比較大的瓶頸期,可能認為公司比較完善了,個人在里面可能就是起到螺絲釘的作用。”曾有原百度高管,放棄了百萬期權于2012年2月跳槽到了即刻。
“作互聯網,你可以沒有草根經驗,但要有草根思維。我相信即刻搜索的技術沒有問題,但產品好是需要有流量的,而流量則是需要渠道建設與投入的。”即刻搜索的2億投入顯然非常有限。說到草根思維,業內人士稱,這是鄧亞萍所欠缺的,微軟、谷歌的技術人才亦如此。
在價值觀導向上的封閉化還只是鄧亞萍引入谷歌幫的一個弊端。要向谷歌看齊的鄧亞萍信奉技術至上,饑渴公司內部技術類員工占比一度超過80%,“銷售、市場、產品和客戶等人員卻遠遠跟不上,這也導致在項目執行中經常出現問題。”有業內人士分析說。
此外,人事紛爭、地盤割據也開始層出不窮。就在2012年夏天,劉駿即主導了即刻內部的一場人事變革。“之前產品都是由王總(王江)主事,劉總(劉駿)只在我們公司掛一 個首席科學家的名。8月份不知道為什么調整了,大家都說劉總強勢回歸,王總被冷落了。”即刻工程師張文前回憶說。上述前高管也表示,“所謂人事變革,就是重新劃分組織架構。這種重新劃分一般有兩種考慮,一是把業務做得更好,讓業務模型或者團隊模型更有戰斗力;另外就是搞權力分割的游戲。而實際上我們的變更淪為了后者。”
對此,同為谷歌“三人幫”之一的錢江也頗有微詞:“加盟時我的頭銜是事業部總經理,本來事業部就有全部的權力,但還是給我定了分管領導,我同時向劉駿和王江報告。”
上任后的鄧亞萍將拼搏與奉獻精神帶到了新的崗位,但這并不能化解業內對擁有體育背景的她能否適應新的角色的擔心。畢竟,做互聯網,做搜索引擎光有奉獻精神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要“懂行”。市場競爭激烈的互聯網賽場,誰都不會在乎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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