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遭遇62年來最大規模貨幣兌換 市場活動暫中斷

本報記者 王曉薇 北京報道

12月8日下午3點30分，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博斯沃恩成為近期少數能抵達朝鮮的外國人。

抵達平壤順安機場后，僅有兩名朝鮮外務省官員接機。在拒絕一切采訪后，美方代表團的5名代表，與兩名朝鮮官員一同離開機場。氣氛冰冷，是參與現場拍攝媒體的普遍感覺。

博斯沃恩暫時吸引了媒體的目光。但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朝鮮另一件引起轟動的大事上：12月1日，朝鮮政府頒布貨幣兌換命令，突然進行貨幣改革。

12月5日，朝鮮宣布從12月10日起暫停中國公民赴朝旅游。朝鮮似乎要在封閉的情況下，完成一次規模浩大的經濟調整。

62年最大規模的貨幣兌換

12月1日，在事先沒有任何預兆和準備的情況下，朝鮮政府有關部門通過閉路系統，各洞事務所(即街道辦事處)以及安裝于各家的和街道上的喇叭傳達了朝鮮政府有關兌換貨幣的命令。從11月30日起，朝鮮原有貨幣停止使用，從12月1日-6日，進行新舊貨幣兌換工作，兌換率為1：100，每戶家庭最多只能兌換10萬朝元。超過兌換限額的部分將被責令存入銀行，即使這樣，存款也被規定了30萬-300萬的額度上限。根據朝鮮銀行的“強制儲蓄”條例規定，存入銀行的錢并不能隨時被取出，因此存款將很有可能永遠“躺”在存款人的賬戶上，最終只是一個數字。

消息一出，大批平壤市民擁到農村地區，展開大量采購，大米以及玉米價格隨即上漲數十倍之多。在黑市，朝元兌美元的匯率由1∶2000上漲至1∶3000朝元，而且還是有價無市。怨憤情緒也逐步擴散，為消除隱患，朝鮮政府下達了宵禁命令，將原本定于1日下午2時開始的貨幣兌換順延一天，并將每戶兌換額提高至15萬朝元。

雖然此次貨幣更換與朝鮮政府最近一次兌換貨幣之間相隔了17年，但是這已經是朝鮮政府的第五次更換貨幣行動，也是公開資料中所顯示的產生影響最大的一次貨幣更換。在1947年、1979年和1992年三次更換貨幣時，比率均為1∶1，僅在1959年更換貨幣時，新舊貨幣比率為1∶100，但前四次貨幣更換均沒有設定限額。

“此次貨幣更換正值朝鮮國內出現兩極分化的初級階段，也正是通貨膨脹嚴重顯現的時期，朝鮮政府寄希望于更換貨幣，抽取掉市場中的資金供應量，從而打壓通貨膨脹，并試圖對正在尖銳的貧富不均問題進行糾正。”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張玉山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在度過了1997年以及此后三年那段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困難行軍”之后，受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及自然災害等影響，朝鮮政府再次面臨了“第二次苦難行軍”的困擾。在聯合國糧農組織(FAO)10月的預測中，朝鮮2009年需要從外界調配的糧食將要達到170萬-180萬噸。在貨幣兌換命令下達前，朝鮮境內的大米和玉米價格僅在秋收季節的上漲幅度就已經超過50%。

“目前，采取更換貨幣的方法對于朝鮮政府來講已經是沒有什么別的辦法的辦法。”張玉山說。

市場活動暫時中斷

“更換貨幣打壓通脹的目的能否最終達成，決定力量在于朝鮮政府對于物價的重新定價標準。”張玉山說，“只有貨幣升值的幅度大大超出物價上漲的幅度，通貨膨脹才能得到實質上的抑制。”

在進行貨幣兌換的5天中，朝鮮市場和工作場所的一切活動都被中斷。7日，在貨幣兌換結束后，韓國媒體最先報道了朝鮮政府對于給工人、公職人員發放的薪水的上調標準將保持與貨幣改革“同步”，即意味著大部分朝鮮人的薪資將被上調100倍。與此同時，物價的定價標準將與2002年采取“7·1經濟管理改善措施”時的水平看齊。據《朝鮮新報》透露，當時朝鮮政府規定的大米價格為一公斤45朝元。若以目前朝鮮用新幣發給工人的工資(約為每月4000朝元左右)作為標準，那么以“7·1措施”期間的大米價格計算，一名朝鮮工人每月可以購買到近90公斤的大米，在陡然提升的購買力和糧食供給難以達到市場需求之間，大米的價格難免會出現暴漲。

在張玉山看來：“在這種矛盾情況下，僅僅通過收回市場中的流動性來避免通貨膨脹似乎很難達成。”

里昂證券亞太區市場朝鮮研究負責人科克倫更是明確指出：“朝鮮政府目前最大的風險在于，當人們的現金被拿走之后，它無法提供黑市能夠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朝鮮政府對于私人財富的沒收舉措，有可能成為決定朝鮮未來10年狀況的最為重要的一件事。”

不過張玉山樂觀地認為，由于朝鮮換幣僅限于其內部，并不會影響到朝鮮境內持有外幣的華僑和以外匯結算的中朝貿易，對于未來東北亞的局勢影響也非常微弱。

清除市場勢力增加了改革困難

在外界眾多媒體看來，引發目前通貨膨脹壓力，成為激發朝鮮政府改革貨幣意愿導火索的則是在7年前的2002年7月1日，朝鮮政府頒布的“經濟管理改善措施”(即被稱作“7·1經濟改革”)。這項以工資及物價要符合匯率上漲以及現實狀況、分階段減少分配制度、減少社會保障、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及引進獎勵機制等市場要素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曾對朝鮮走出“苦難行軍”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市場經濟的“副作用”也出現在了朝鮮社會中。貧富之間的懸殊日益擴大，黑市交易頻繁，致使市場貨幣供應量日益增大，通脹風險加劇，以致改革動力逐漸消逝。

2009年1月，朝鮮政府曾采取了類似“封閉市場”，凸顯計劃經濟作用的措施，來試圖對沖“7·1經濟改革”的消極影響，然而收效甚微。最終，朝鮮政府不得不使出“貨幣改革”的手段來與市場劃清關系。朝鮮的改革遭遇了“七年之癢”。

朝鮮的貨幣改革，意圖是既糾正市場之偏，又能均貧富。但是，其過程顯示出對市場的陌生感。與之形成對比的是，30年前中國也開始初步接觸市場，認識市場，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遭遇到物資短缺，物價高漲的境況，但最終通過穩定市場、穩定物價、保證改革的共識態度闖過了市場起步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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