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老鼠倉案：一個前基金經理的無罪辯護

2012年06月13日 00:41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曹詠 黃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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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資總監，我有太多的機會為自己謀利，但這次被指控的操作，直到公司賣出了我還不知道自己買入了這兩只股票。”6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庭審現場，曾經的公募明星李旭利為自己辯護。

當日，出現在被告席上的李旭利身穿一件白領POLO恤，身形比一年多前消瘦許多。

在法庭上，檢方起訴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而李旭利的辯護律師，則為其做無罪辯護。

原定將持續至下午5時的庭審，最終提前至2：30結束，法官并未當庭宣判。

關鍵證人缺席

12日上午8點不到，眾多媒體已聚集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門前。

當日，李旭利面色略微憔悴，身形消瘦。整個庭審過程中，李旭利發言聲音較小，以至于法官兩次要求其提高音量。

檢方公訴書顯示，李旭利于2011年8月13日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經批準被執行逮捕。

檢方認為，2005年8月至2009年5月，被告人李旭利擔任交銀施羅德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主席兼投資總監。2007年8月開始接任該公司交銀施羅德藍籌基金經理，在此期間，李旭利參與交銀施羅德所有基金的投資決策，并對藍籌基金的投資擁有決定權。

2009年4月7日，在交銀施羅德旗下藍籌基金、成長基金進行股票買賣信息尚未披露前，李旭利指令五礦證券深圳金田路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國強”的證券賬戶內，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相同的工商銀行(601398.SH)、建設銀行(601939.SH)股票，股票交易額累計達成交額5226.3797萬元，同年6月間，李旭利直接將上述股票全部賣出，股票交易累計獲利額899.2399萬元，分得上述股票紅利172.3342萬元。

李旭利辯護律師團隊之一的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許海波律師在庭審后表示，該案爭議點之一在于被告是否指令證人李某利用所涉賬戶購買了工行、建行股票。“庭審過程整個程序嚴謹、溫和、流暢。但關鍵證人李某沒有出庭接受盤問，不利于查明這個爭議點事實。庭審表明，李某的證詞是本案的關鍵證據。”

“他在公募期間操作股票肯定是違規的。”但機構人士向記者表示，一兩只公募基金的資金量根本不能拉動銀行股股價。

激辯三大焦點

庭末，審判長總結當日控辯雙方的三個爭議點：一、被告人李旭利是否指令李智君購買1000余萬股涉案股票；二、李旭利是基于個人專業分析，還是利用職務之便和掌握的公募建倉信息來進行這些買賣指令，是否對基金和基金持有人利益造成損害；三、本案的違法所得如何計算。

針對第一個焦點，發生在2009年4月6日晚間，那一通從深圳撥至上海的電話成為一切的起因。

“是否有這通電話？電話中說了什么？”辯護律師連連發問：“現有證據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證據鏈。”他認為，目前能用于證明李旭利下達過買入涉案股票指令的所有證據，恰恰只有李本人的口供。

作為反駁，公訴人則是列舉一系列相關規定，認為一旦證券經紀人違背客戶委托擅自進行證券買賣，將會遭致嚴重處罰，這是李智君可以預計到的。

這些懲罰包括，對違規經紀人處以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在證券業協會網站留下不良記錄甚至被辭退；以及相關營業部接到監管函等。

“李智君和李旭利之間沒有私情，又沒有私利的驅動，為什么會冒著這么大的危險去為他進行違規交易？”上述公訴人在法庭上表示。

對于李旭利和辯護律師此前就不斷提出，李智君希望借此交易獲得增加營業部交易量、獲取傭金的理由，該公訴人并不認可。

而第二個問題，則成為本案定性的關鍵因素。

辯護人出示相關審訊筆錄顯示，李旭利曾對為何選擇工行、建行解釋三點，其一上述股票均為大盤股，此外一兩只基金的購買對該股不容易造成股價變動。另外，這兩只股票也適合用來提高成交量。

上述理由也沒有被公訴人接受。

其質疑稱，既然李旭利宣稱是基于個人專業研判，為何不去選擇其它可能會漲的股票，卻偏偏挑中交銀施羅德在大勢研判下也認可的股票。“這就是利用了團隊研判，團隊信息，這樣的主觀故意難道還不明顯嗎？”上述公訴人表示。

基于上述因素，公訴人要求對李旭利控以“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罪”。

第三個問題，辯方律師稱，即便認可李旭利口供為有效證據，也只能因此認定購買二三百萬股涉案股票，而非最終成交的1000余萬股。

但關于這點，還有待法庭進一步審理。

相對于辯護人和公訴人之間的數次交鋒，李旭利本人卻顯得更加沉默。事實上，在長達逾五個小時的首次開庭中，李旭利更多的是做個人陳述，甚至在下午的庭審中，主動放棄了數次自我辯護的機會。

庭審結束前，李旭利承認基于某些誤會，失去了投案自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