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經理老鼠倉案首現無罪辯護 李旭利當庭翻供

2012年06月13日 03:44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作者：徐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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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6月12日)，原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投資總監李旭利涉嫌“老鼠倉”一案在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檢方指控李旭利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非法獲利1071余萬元，情節嚴重，應“判處拘役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辯方則對其進行了無罪辯護，“證據不足，應該無罪釋放。”庭審結束后，李旭利的兩名代理律師均對審判結果表示樂觀，“這是基于對法律的理解，基于對本案證據形成的鏈條。”庭審現場中，雙方針鋒相對，火藥味十足。在庭審中及庭審外，也透露出不少案件偵查階段的細節。目前，此案已完成所有庭審程序，進入合議庭評議階段，尚未宣判。

案件還原：2009年4月的交易

2009年4月的一筆投資，成為李旭利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因。

在昨日上午的質詢、舉證階段，公訴人稱，李妻子袁雪梅在2006年利用他人身份開設招商證券賬戶，資金主要來源為其妻袁雪梅和其妻兄袁雪松。2007年5月賬戶資金和股票轉移到五礦證券的兩個他人賬戶，本金為3000~4000萬元，其中李的資金有200~300萬。2006年前賬戶為其妻操作，2006年到2008年李旭利實際操作，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占所有交易的五分之一。在2008年唐建“老鼠倉”事發后，李停止操作，改由委托營業部經理李志軍(音，下同)打新股。而2009年5月離職后，李旭利再度啟用該賬戶買賣股票，包括在重陽投資期間。

而在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頒布后，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達到一定數量將入刑。

李旭利供訴稱，2009年4月初，李志軍多次電話妻子袁雪梅勸說買股，袁拒絕。之后致電又提，自己恰在旁，接過電話。李志軍在被拒后仍然勸說用賬戶資金為營業部做交易量，自己建議道：“那可以買一點大盤金融股，比較安全，流動性好。”李志軍又問：“買一點是什么概念？”“就二、三百萬股吧。”李志軍便于6月7日下單買股。

據李旭利表示，賬戶中屬于自己的那部分，就是工資兩三百萬左右，由于只有10%不到的錢是自己的，所以不是很關心，事后一直沒有查看賬戶，更改密碼，后來發現時很吃驚，但覺得掙錢也比較僥幸，遂于6月19日賣出，讓太太別再動這個賬戶。

公訴書顯示，李旭利的涉案賬戶，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交易累計成交金額達到約5226.4萬元，獲利總額約為1071.6萬元。

庭審激辯

李旭利：我沒有下買入指令

公訴人：你曾經坦白過，后來又翻供了

關于“翻供”內容——李旭利是否直接下達了交易指令，是庭審中辯論的焦點。

庭審一開始，檢方宣讀完起訴書后，李旭利便對其中一點表示異議：“起訴書提到我‘指令’，但實際上成交并不是我指令交易的，只是營業部的人希望我幫他們完成一點成交量，我確實說了想要成交量可以買一點工行、建行大盤金融股，買兩三百萬股就可以了，但實際上他買沒買、什么時候買，我都不知道。”

對此，檢方公述人對李旭利說，“你曾經坦白過，后來又翻供了。”希望李旭利珍惜庭審機會承認犯罪。

李旭利回答，“我從來沒有翻供的行為。”

在質詢中，李旭利對前后口供不一致(曾供述是讓李志軍代為購買股票)解釋道，“原來本想說但公安打斷我說‘不要把責任往外推’。而開始我也不明白兩者間在法律上有什么差別。后來他們一條條仔細問，我才說了細節。”

庭審之后，辯方律師段厚省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他并沒有翻供，可以看他的筆錄，他始終是這樣(說)的。他們(檢方)對筆錄有誤解，他們認為我們承認了，但我們說得很清楚，沒有那回事。”

自己的判斷，還是想讓基金抬轎？

辯護律師稱，李旭利利用基金建倉之機買入的說法并不確切。查看交易記錄得知，基金大舉建倉工行、建行兩股是在4月3日，4月9日是基金最后一批建倉。而從賣出的時間點上更說不過去，基金4月21日左右已經賣出，李直到6月份才出售。“老鼠倉的定義是先買先賣。”辯護律師指出。

李旭利也對工行、建行“老鼠倉”的罪名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按照常理，基金賣出時，正常的謀取私利(我)也應該賣出。實際上，基金賣出的指令也是我下的。”

公訴人對這一辯護回應稱，作為投資總監，李旭利完全清楚旗下基金的建倉情況，而更重要的事實是，4月初決定買入金融股的晨會即為李旭利所主持，同意基金提高所持金融股占比至5%以上，也是李做出的決定。“利用職務之便買入就構成犯罪事實，在哪天獲利了結并不重要。”公訴人回辯。

到底買了多少工行、建行？是二、三百萬還是1000多萬股？

在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案件中，交易量和非法所得金額是影響案情的重要要素。

而在對犯罪情節的認識上，公訴人、辯護人和李旭利三方都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其中李旭利與其辯護律師在這一點上也有“分歧”。

在起訴材料中，公訴人根據賬戶實際操作情況，認定李旭利指令李志軍在2009年4月7日買入工行、建行股票總計5226.38萬元 (約計一千多萬股)。

在李旭利的口供中，承認建議可以買“兩、三百萬股。”

因此，辯護人認為，即使存在李旭利指令下單的情況，也只能是其承認說過的兩、三百萬股，而不是賬戶交易的1000多萬股，因為這一交易量不完全反映了他的意志。

聽到這句話后，《每日經濟新聞》注意到，一直頷首寡言的李旭利重重地點了一下頭。而在總結陳詞時，其也表示：“我不能說是無辜的。”

而辯護人在更多的時候，仍堅持認為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李旭利與該筆交易的直接關系，而對其做無罪辯護。

談到其中分歧，辯護律師庭后表示，“李旭利從個人因素考慮，我們律師獨立從法律角度考慮，在我們看來，這兩、三百萬股是認定不了的。”

關鍵人物李志軍：李旭利背后的“基金經理”？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李旭利到底有沒有給李志軍下指令買入股票，成了李旭利的一面之詞。

跟據公安偵查取證的證據顯示，五礦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李志軍一直與李旭利妻子袁雪梅聯系，受其委托打新股，只有唯一一次與李旭利通話，然而通話具體時間、具體內容，李志軍均表示記不清楚了。

辯護律師稱，根據公訴人提供的證據，并沒有確切的記錄顯示下達指令那通電話的通話時間。通話的內容更存在疑點。按照李志軍的意思：“并不記得討論買什么股，好像談論的是拋售股票”，李旭利的口供是稱“就買二、三百萬。”。“指令到底存不存在，都還是沒有證據的東西，是否是李旭利的意思也不一定。”

公訴人則反駁，李志軍自己擅自操作純屬無妄揣測，如果李志軍私自操作客戶賬戶，按照證券公司法規規定，將受10萬元處罰，而這筆單子傭金不過3~5萬，李旭利多年來放心把賬戶、密碼交給李志軍代管，更是說明李志軍沒有客戶指令是不會動賬戶的，將操作的意圖推給李志軍，說不過去。

只有李旭利一人證詞，而沒有其他證據直接證明李旭利指令交易，成為辯方的主要答辯觀點。

辯方引述了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庭審細節：李旭利否認逃匿

李旭利案從最初的調查至今已近兩年。

據李旭利供述，在2010年7月與妻子和孩子在美國度假時便獲悉證監會調查的信息。這一時間距離李旭利辭去交銀施羅德投資總監，加盟私募基金公司重陽投資僅一年有余。

李旭利稱，其從美國返回后積極配合證監會調查。而2011年8月在北京被上海公安逮捕時，其正在北京與證監會溝通。“就在10天前跟證監會方面聯系，還說我的案子在證監會范疇。我并不知道已經轉到經偵，否則我肯定會自首。”

辯方律師在舉證中稱，李旭利被逮捕后在北京立即被進行審訊，接著坐火車押送返滬，再馬不停蹄接著進行審訊，“逮捕后審訊時間長達22小時。”另外，李旭利還有“自證其罪”的情節。

庭審中，控辯雙方并未對這一情節進行過多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