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大佬李旭利的罪與罰

2012年06月13日 04:31
來源：經濟導報 作者：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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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輝煌與榮耀，曾經叱咤風云的國內基 金業“傳奇人物” 李旭利正面臨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12日上午，李旭利涉嫌中國證券史上最大的“老鼠倉”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由于涉案金額巨大，案件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開庭之前，法院外聚集了包括媒體在內的眾多旁聽者，由于原定的第七審判庭過小，法院臨時啟用了大法庭，讓群眾可以通過實時錄像旁聽。

經濟導報記者進入庭審現場，全程目睹了庭審過程。在審理中，雙方律師就李旭利是否進行“指令”操作、是否利用非公開信息及“違法所得”數額等案件要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現場身著淡紫色上衣的李旭利則顯得頗為從容，一一回答公訴方提出的問題。

由于案情復雜，該案并沒有當庭宣判。隨后，李旭利的辯護律師之一、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段厚省接受導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今天的表現比較滿意，并樂觀看待該案的審判結果——“即使判刑，最長不超過5年”。

導報記者注意到，在庭審最后，李旭利的態度似乎有所緩和。其表示，不管結果如何，自己都將對之前的交易承擔相應的后果，并相信法律將給出公正的判決。

“指令”操作？

李旭利案之所以引人關注，是由于其創下多個第一：基金業內第一個投資總監級涉嫌違法違規者；從公募轉至私募涉案第一人；涉及金額或達上億元在基金業創下紀錄。由于此次李旭利是被檢方以“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起訴，所以，雙方律師論證的焦點也集中于“利用”二字。“對于交銀施羅德基金的操作動向，時任投資總監的李旭利，顯然知曉所投資的股票。而幾乎與此同時，李旭利所實際控制的兩個股票賬戶也購買了相同的股票，并最后獲利。”對于李旭利的行為，公訴方律師表示。根據此前證監會通報的調查結果，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期間，李旭利利用職務便利，通過其實際控制的兩個證券賬戶 ，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買入或賣出相同股票2只，非法獲利1000余萬元。“而且，根據李旭利的口供，其已承認自己曾建議負責上述兩個賬戶操作的五礦證券深圳金田路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買入相關股票，而李智君則是李旭利之妻袁雪梅的股票經紀人。”公訴方律師稱。這一點也得到了李旭利的認同。

他解釋說，“記得2009年4月上旬，一天晚上，李智君給袁雪梅打電話，建議其購買些股票，隨后，我就接過來電話，表示目前行情不好，不愿意購買。但是，李智君則希望能夠幫營業部增加些交易量，我就說可以買工行、建行等金融股股票，數量大概在二三百萬股。”此時，李旭利微微低了低頭，聲音也變小了。僅有口供，不能定罪不過，該證據在段厚省看來，并不能成為證明其有罪的證據。“從目前獲得的證據來看，上述通話的時間和內容僅有李旭利個人的證詞。通話另一方李智君則多次表示，記不得通話時間及內容，袁雪梅也表示并不知道該次通話的詳情。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單一證人口供無法構成證據鏈，不能取信。”

李旭利的另一名辯護律師——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朱有彬表示，既然公訴方不能提供通話時間和內容相應的證據，僅靠推斷是不可信的。段厚省還強調，在公訴方提供的口供記錄中，出現了諸如“袁雪梅”寫成“李雪梅”等低級錯誤。“連這樣的錯誤都可以犯，其真實性很值得懷疑。”說道此處，段厚省略顯激動。是否主觀惡意，雙方各執一詞“至于是否主觀利用非公開信息，從其實際控制的兩個賬戶交易明細來看，李旭利顯然沒有。”朱有彬稱，根據交易信息，兩個賬戶于2009年4月7日購買了工行和建行的股票，持有兩個月后，同年6月份賣出。而交銀施羅德基金的相關賬戶從2008年第三季度就開始逐步建倉，并于2009年4月9日建倉完畢，隨后，在4月下旬逐步獲利出貨。“顯然，李旭利個人賬戶買入和賣出的時間均晚于交銀施羅德基金，如果其惡意利用非公開信息牟利，必然會選擇在基金退出之前賣出，以保障利潤。”

說到激動之處，朱有彬連連咳嗽，他喝了一口水，接著說道，“況且，李旭利在2009年5月27日就已經從交銀施羅德離開，就在那時，他同樣沒有選擇賣出。”對此，李旭利也表示，自己在建議李智君購買金融類股票之后，就沒有再關注過這兩個賬戶，對于李智君是否進行了購買也并不清楚。“后來我發現李智君確實購買了，我就通過袁雪梅告誡其不要再動該賬戶。”不過，公訴方律師認為，李旭利在提出上述建議時，確實知曉公司旗下基金已經購買了相關股票，這就意味著其利用了“非公開信息”進行交易。“只要利用了非公開信息進行交易，不論是否賣出，法律上都是老鼠倉。非法所得，應該包括紅利。”金額之辯值得關注的是，本不重要的涉案時間也成為了關注的焦點。毫無疑問，這將直接影響李旭利的涉案金額及最后量刑。

李旭利承認，自己曾在2008年之前，利用他人賬戶進行過股票交易，但是，在2009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通過之后，并沒有再進行過類似操作。“之前操作過，但那與本案并沒有關系。因為‘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是2009年2月28日生效的，在那以后，李旭利早已停止了操作。”段厚省說。導報記者了解到，今年6月5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公布李旭利案案情時，將李旭利非法交易股票行為的時間區間界定為“2005年8月8日至2009年5月25日”。而此前證監會通報中，對李旭利案的時間區間界定為“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期間”。顯然，時間區間不同將對涉案金額有著巨大影響。如果將時間區間確定為“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期間”，李旭利獲利金額僅為1000余萬元，而如果將時間區間界定為“2005年8月8日至2009年5月25日”，李旭利的涉案金額將達到2.3億元，獲利超過5000萬元。這也將一舉超過許春茂案1.8億元的涉案金額。從未“逃逸”對于之前“逃逸”的傳聞，李旭利當庭予以否認，“當我得知證監會審查此事時，我正和家人在美國，如果想逃逸，我就不會回來了。”

李旭利說，自己一直在北京與證監會溝通，并不了解該案件后來轉至經濟偵查。“如果知道轉至經偵，我一定會自首。”李旭利強調說。據上海市公安局之前的通報，案發前，李旭利獲悉其被證監部門行政稽查，即逃匿，并斷絕了與原有社會關系的一切聯系。“李旭利一直在積極配合工作，而且他在國內坐飛機還都是使用其本人的身份證，如果想逃逸，這顯然不符合常理。”段厚省說。值得關注的是，盡管在整個辯論期間，李旭利基本保持沉默，未就雙方律師的觀點予以回應，但在庭審的最后環節，李旭利終于開口，表示自己沒有逃逸，并在到案后，詳細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并盡最大努力還原事實真相。“我自己并沒有主觀惡意，在公司基金賣出所持工行、建行股票之時，我并沒有選擇賣出，況且，建議基金公司賣出股票的議案還是我提出的。”李旭利最后自辯說，作為大型基金公司的管理層，自己有太多的獲利機會，而不需要采用類似“老鼠倉”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