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的供述：從常理上不可能選工行建行做老鼠倉

2012年06月14日 03:42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黃祎妮 曹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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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李旭利。”2009年10月，上海陸家嘴花旗大廈8樓的重陽投資辦公室，李旭利伸出了手與記者相握。這是記者最近一次與李旭利面對面的記憶，彼時，他西裝革履，意氣風發。

兩年半后，記者再一次見到他，是在審判庭上。6月12日，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他，身穿一件普通的POLO衫，身形已消瘦不少。

2012年6月12日，調查逾十月之久的李旭利案終于開庭。

即使對旁觀者而言，該案件也算得上一波三折。

上海法院網最早顯示，李旭利案定于2012年3月29日下午13點45分，在上海浦東新區法院第一法庭開庭審理。

但事實上，最終的開庭地址選在了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

庭審中曾對這一更改做出解釋：“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交由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辦理，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因提起公訴后改變管轄，于2012年4月12日，放置本院檢查起訴。”

這注定是一場備受關注的審判。

12日早上8點左右，上海一中院門口就開始聚集了不少申請旁聽者，而實際開庭的時間在9：30分。人群中大多是媒體記者，也有部分律師和公務人員，上海證監局和經偵大隊亦派人旁聽了此案。

一開始，上海一中院并未計劃對李旭利案的旁聽申請者放行。“刑七庭旁聽證已經全部被上面拿走了，這里一張也沒有。”工作人員介紹。

但隨著人群越來越多，法院最終還是開放了有視頻轉播的大法庭供人旁聽。粗略統計下，當日參與旁聽的人數達百余人。

9:30分，大屏幕上準時出現了李旭利的身影；他筆直走向法庭中間被告人席，并沒有向身后的親屬席探尋。

正式開庭前，曾有一段例行規則宣讀和信息核對時間，李旭利一直保持站立，直至審判長表示可以坐下；而在回答前者提問時，李也是習慣性前傾。

全天逾四個小時的庭審中，李旭利做到了有問必答，但依然堅持不曾翻供，也沒有逃匿。“我不是學法律的，我的責任、義務就是向法庭、公訴人和公眾，讓他們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且此前接受問詢時就說過，我對所有的交易承擔后果。”李旭利說。

只是，這位曾經的“明星”基金經理也偶爾有情緒流露。

當被公訴人質問，作為一個資深從業人員，怎么會不知道交易數額是量刑的重要指標時，李旭利回答：“我是學金融的，不是學法律的。”

沒過多久，類似的問題繼續出現。

“你認為基金從業人員的配偶能夠炒股嗎？”公訴人發問。

“可以。”李旭利回應。

不過，公訴人似乎并未預料到這一回答，倉促地問：“證券監管部門從來沒有下發過文件說基金從業人員的配偶不能炒股？”

“沒有。”李旭利稍有停頓，繼續說，“只是說需要炒股的話要向相關部門報備。”

整個庭審過程中，李旭利聲音低沉，以至于數次被審判長要求提高音量。唯一例外的是談到股票投資，此時，他會明顯加快語速，有時還會無視公訴人的打斷堅持發言。

令現場旁聽人員驚訝的是，李旭利對三年多前曾交易的股票名稱，買入賣出等，依然記憶深刻。

“你有沒有買過和你任職公司相關聯的股票？”公訴人提問。

“有。”李旭利并不否認。

“一般手法是怎樣？你是跟著基金經理買還是先于他們買？”公訴人問。

“坦率說，我不太看。對于下面的基金經理，其實我還不太看得上他們的投資水平。”李旭利話音剛落，旁聽庭內一片嘩然。

這一刻，李旭利顯然是驕傲的。但他的直接并不僅限于此。

當被問及，工行、建行究竟對交銀旗下基金貢獻幾何時，李回答：“對于工行、建行，其實更多的是錢沒地兒塞就塞里面，它們的獲利程度其實遠遠小于我們同期買入的煤炭股和房地產股票。”

12日下午兩點半，庭審結束前，李旭利說出了當天最長的一段話。

“這件事證監會調查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我最早聽到這個事情時和太太、孩子在美國旅游，我沒有采取通常很多人會采取的逃避態度，而是按時回國，配合證監會調查。而且和調查組的第一次接觸，也是我和太太主動前去。為什么后來沒有及時投案自首，還是中國證券行業違規和犯罪的程序問題，我們一直以為這件事還在證監會的處理范圍。”李旭利說。

“到案后，其實也是我主動向刑偵部門講述事件真實情況，盡我最大可能來還原事情真相。雖然我不是無辜的，但我也確實沒有主觀惡意，要利用信息來為自己賺更多的錢。作為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資總監，我有太多太多的機會、太多太多的選擇。從常理上判斷，我也不太可能選擇工行、建行。”李旭利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