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學德魯克

今年11月19日是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 德魯克百年誕辰。作為上個世紀的管理宗師，德魯克管理思想影響深遠。上個世紀80年代，“德魯克的管理革命”席卷西方，向德魯克學習成為當時業界最為響亮的口號。在德魯克思想影響下，西方誕生了杰克 韋爾奇、安迪 葛洛夫、比爾 蓋茨等企業領袖。德魯克現在依然在全世界擁有廣泛的狂熱“信徒”，德魯克思想對中國企業經營管理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本期推出長江商學院案例中心副主任劉瀾文章，以重新認知德魯克管理思想的現實意義。

德魯克與韋爾奇

在管理學的日歷上，11月19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誕生了兩個大人物。1909年11月19日，20世紀最偉大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生于奧地利一個精英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經濟學家，當過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老師。而1935年11月19日，后來被《財富》雜志稱為“世紀經理人”的杰克·韋爾奇生于美國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親是火車上的檢票員。

在韋爾奇面前，德魯克是年長26歲的長者，更是智者。韋爾奇的核心管理理念中的至少兩個—“數一數二”和“無邊界管理”—其靈感都直接來自德魯克。德魯克問韋爾奇：“如果你今天還沒有進入這一業務領域，你會投入資源來爭取進入嗎？”這個問題啟發韋爾奇為通用電氣的每個業務單元制定了必須在行業內處于“數一數二”的位置，不然就賣掉或者關掉的規則。德魯克又問韋爾奇：“如果你的客廳閑著，你能不能把它借給別人用一用呢？”這個問題幫助韋爾奇認識到通用電氣公司與其他組織合作的潛力，開始了“無邊界管理”的實踐。其實在韋爾奇以前，德魯克就影響過通用電氣的另一位CEO拉爾夫·科迪納開展了“分權”的革命。

德魯克對這樣一家公司、兩個CEO、三項管理實踐的影響，只是德魯克影響的滄海一粟罷了。所以，人們是否會在2035年紀念韋爾奇的一百歲生日是個未知數，但是在2009年的11月，從奧地利到美國，從東京到北京，人們都在紀念德魯克的百歲誕辰。

旁觀者與管理學的發明人

在德魯克的日歷上，11月11日也是一個特殊的日子。1923年11月11日，在奧地利的維也納，還沒有滿14歲的德魯克從游行的隊伍中開了小差。他發現自己是個旁觀者，更愿意呆在大隊伍之外。多年以后，他把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一個旁觀者的冒險》(中譯本名為《旁觀者》)。這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卻是他最喜愛的。從此，他開始了自己長達82年的有意識的旁觀者的冒險，直到2005年11月11日，離他96歲生日還有8天，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德魯克去了。

盡管青年德魯克不止在一家商業機構工作過，但他并不諱言自己缺乏商業實踐的經驗，也不掩飾自己對進入企業工作毫無興趣—他是個旁觀者。但是，請注意他對旁觀者的描述：“旁觀者注定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并反復思考—他的思考，不是像鏡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種三棱鏡似的折射”。他看待問題的不同角度和思考問題的獨特方式，使得他“發明”了管理學。

他的《公司的概念》是第一本系統研究大公司的著作，《管理的實踐》是第一本系統研究管理的著作。除了分權、目標管理、知識工作者等公認的是他首倡的理念外，他也是企業戰略、企業文化、市場營銷這些領域的開創者。被稱為“營銷學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說：德魯克是“營銷學的祖父”。科特勒當面對我這么評價德魯克：“他頭腦中裝有我們所需要知道的關于歷史和管理的全部。”

面對這樣一位管理學上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問題不是我們該不該學習德魯克，而是我們該怎樣學習德魯克？

樹木之外，要見森林

我們當然要學習德魯克的觀點。最容易做的，就是從德魯克龐大的觀點庫中，搬出自己覺得最順手的一兩件作為隨身武器，就像韋爾奇找到并根據自己的尺寸改造出來的“數一數二”和“無邊界管理”。然而，這樣做的弊端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且德魯克提供的工具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并非一萬年不變的絕對真理。

就拿“數一數二”政策來說，韋爾奇的屬下們很快找到了對策：他們把自己的業務所在的行業定義得非常狹窄，使得自己的業務可以占據第一或者第二的位置，這樣避免了自己的業務被砍掉，但是顯然也喪失了發展的機會。當然韋爾奇的盛名也不是虛得的，當他發現之后又重新制定了政策：要求各業務單元重新定義自己所在的行業，使得自己的市場份額低于10%，然后找出增長業務的方法。

哈佛商學院教授羅莎貝斯·摩絲·坎特是管理大師中少見的女性，也是德魯克的崇拜者。她在紀念德魯克百年誕辰的文章《德魯克會說什么》中，總結了德魯克思想最基本的三個主題：

管理是一個“專門職業”(專指律師、醫生這些行業)，經理人應該記住他們的首要工作是為組織的長期健康負責。這意味著要把眼光投向組織的圍墻之外的社會，不只是創造財富，而要創造幸福。

對知識工作者，只能激勵，不能管控。如果只是追逐金錢，將加劇社會不公，因為強勢集團將攫取大頭。

非營利機構是產生“好社會”必需的要素，商業機構也只有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才能興旺發達。在滿足人類需求方面，公民社會是對政府的補充。

盡管我相信坎特的總結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學習德魯克的觀點時，我們需要作出這樣的嘗試，把握貫穿德魯克龐大體系的核心思想。這樣我們才不會執著于德魯克的只言片語，滿足于學到的三招兩式，而是在抓住德魯克的精髓之后學會變通。

整合思考、無知與雄辯的寫作

我們還要從“魚”到“漁”，學習德魯克如何思考。實際上，大約30年前，《哈佛商業評論》就發表了題為《為什么閱讀彼得·德魯克》的文章，指出德魯克的思考方式—作者艾倫·坎特羅夫稱之為“整合思考”—比他的思想觀點更有學習價值。德魯克的“整合思考”把管理問題置于具體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之中來觀察，考慮到技術和人口的發展變化，而且引入其他學科的知識，對照實際的組織經驗。

這種思考方式有一個起點—無知。德魯克只是問了韋爾奇兩個問題而已，就在通用電氣產生了天翻地覆的影響，難怪德魯克的學生問他做咨詢的秘密。德魯克回答說：無他—問對問題而已。他的學生又問了：怎樣才能問對問題呢？德魯克說：無他—帶著無知去而已。為什么以無知切入？簡單地說，第一，你所知道的往往是錯的。第二，尋求答案先要拋開任何預設。比如德魯克問韋爾奇的第一個問題，就拋開了要留在該行業的預設。

德魯克擁有大量企業界的信徒，然而學術界作為一個整體，對德魯克并不足夠尊重。坎特羅夫的文章開頭這樣說：“一提起德魯克的名字，企業叢林中就豎起許多只耳朵。”注意：企業叢林—不是學術象牙塔。坎特羅夫直言不諱：“一些人，尤其在學術界內，認為他與其說是學者，不如說是記者；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善于夸夸其談地概括罷了。”

當然，德魯克的崇拜者們不必要太在意。一方面，對管理學的檢驗是實踐，從這個角度說學術界的意見不重要。另一方面，學術界中真正的大師是認同德魯克的。我問過組織研究領域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的詹姆斯·馬奇對德魯克的看法，他說德魯克的作品總是維持在很高的水準，他一直很欽佩德魯克。

學術圈排斥他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德魯克直接、流暢、雄辯的寫作方式，是對學術文章晦澀、深奧、嚴謹的寫作方式的反動。但是，難道文章不應該寫得直接、流暢、雄辯嗎？的確，德魯克往往喜歡把話說得很絕對，但這只是為了把觀點表達得更明確罷了。正如法國散文家蒙田所說：“我要說的一切都是通過論述，而非通過說教。如果我的目的是說服別人，話就不會說得這么滿。”所有的管理作者，都還應該向德魯克學習寫作。

相關專題：

彼得·德魯克誕辰一百周年

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鳳凰網無關。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