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體大會2討論文字實錄

2011年11月09日 18:03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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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011年11月9日，國際金融論壇2011年全球年會在北京正式召開，主題為“全球金融新框架：變革與影響”，鳳凰網財經全程參與直播。

以下為發言實錄：

何力：我們接下來對話環節的主題是“新一輪金融危機對企業的機遇與挑戰”。可能會圍繞幾個方面，一個是金融危機近期對中國企業有哪些影響？深度和廣度。第二，涉及到中國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面臨哪些新的機會，不僅僅買資產，而且實現國際運營，實現價值鏈的整合和提升。第三，涉及到金融危機中國企業的機遇和挑戰。接下來介紹一下參加這個環節討論的嘉賓并有請大家上臺。他們是：國際金融論壇委員、首都創業集團總經理劉曉光先生。泰康人壽董事長CEO陳東升先生。華遠地產公司董事長任志強。清華同方環境有限公司董事長林榮強先生。商務部國際經濟貿易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先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思科領導力研究院院長武常岐先生。華夏時報總編輯水皮先生。北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和誼先生。

我們這個環節時間很緊，一共有八位嘉賓參與這個環節的討論，請每位用三到五分鐘時間圍繞新一撥的金融環境的變化對中國企業的機遇和挑戰發表變化。其實說到這個話題，無論是從宏觀和微觀上，都出現了一些新的癥候，比如說全球經濟的一個低增長，是不是一個長期的現象？還僅僅是一個短期的現象？這里面包括兩層意思，一個是外部發達經濟體的復蘇比我們預想時間的要長。第二，中國經濟自身的調整，經濟發展速度可能會慢下來，這個環境變化影響可能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說明年有很多地區和國家的政府領導人會發生變化，伊朗的問題最近又浮出水面，東亞問題會不會有一些新的事件產生？等等。第三，從信息技術的影響，也給企業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包括全球化進程中中產階級的地位受到挑戰，從華爾街運動就可以看到，原來所謂的橄欖型社會是不是能夠維系？如果不是，未來的消費大軍究竟能不能產生？過去企業所面臨的不斷增長的若干環境，是不是也在發生改變等等。其實包括最近中國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微妙的調整，這些大家做企業非常關心的。先請從劉總開始。

劉曉光：這個題目是個很重要的題目，美國的債務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將來可能對中國產生什么樣的重大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的企業。而且在現在會產生的影響和未來產生的影響？

作為我們的企業肯定會關心匯率，關心大宗商品價格，也關心貨幣的流動性。剛才我聽幾位嘉賓講，實際上現在已經感覺到了，對我們出口的影響，貿易保護的影響，另外可能會提高對于中國企業成本的影響，這些都會產生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可能我們要研究對我們的影響是什么，特別是對未來的影響。另外，可能跟我們自身的金融系統現在所采取的政策，可能也要思考。我一直強調我的觀點，現在美國發生了危機，歐洲也發生了債務危機，我們也在緊縮。緊縮肯定對于抑制通貨膨脹會有好處，但是同時來講，它也是一個雙面性的東西，過度的緊縮造成資金的緊張，IPO居高不下，特別是資產價格上升，可能對我們很不利。要深入研究一下現在世界新的格局，世界金融危機以后，債務危機之后，中國的宏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同時來講，也應該研究清楚這個危機對中國下一步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是什么。

何力：謝謝劉總，您談到了關于緊縮政策是不是應該進行適當的調整和適當的放松？其實有一個問題，放松以后所產生的錢，究竟它有什么樣的傳導機制。

劉曉光：剛才聽了盧主任講的，中國下一步轉型，喬布斯產生的條件是允許他犯錯誤，允許他百分之百干事業。如果沒有創新機制，我們的轉型就很艱難。

陳東升：它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危機，它也是一個世界危機，歐債看起來是一個債務危機，實際上是歐盟的財政體系不統一，歐洲要么走向真正統一，要么就不統一。所以歐洲經濟結構性問題和歐洲本身固有的人口問題、社會福利和就業保護問題。

再看美國，美國的問題，美國新一輪的動力在哪兒，或者是新的技術革命或者是新的發明創造推動新一輪增長。美國最大的問題是長期的這樣一個全球的貿易和金融的布局，他們產業空心化，所以企業三五年會長期抗力。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社會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在整體的框架中，看來今年的經濟增長里面，消費對投資拉動很高，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已經很小了，好象結構調整很順利，很快。中國進口10年的高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巔峰期已經到了。所以，中國未來的好時代已經過去了。整個世界版圖的變化，經濟的問題、社會的問題、貿易摩擦的問題、貨幣的問題，帶來了一些矛盾，從黃海到現在的藍海，世界上會不會有安定。

今天中國的企業是處在這樣一個大環境的背景下，中國的今天，第一，我們的好日子是不是過去了？未來三年、五年增長勢頭依然很強。中國的企業，應該說好日子過去了。中國的企業也要轉型，轉型要快速增長，高速增長，或者是高利潤的獲得，是不是要進行結構調整，中國的企業要提高生產效率，加強管理，加強創新。

如果要再看世界，由于國際化，這是一個大問題，在世界格局中，今天大家認為好的國家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一個德國，只有這兩個國家有財力、實力來承擔，包括美國這樣的強大國家都遇到了巨大的問題。中國是不是在下一輪經濟增長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認為中國前10年實際上是一個財政積累的階段，這10年的發展，積累了巨大的財富，這個崛起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實際上充滿了巨大的挑戰、巨大的壓力和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國憑什么出錢？中國怎么出錢？實際上G20國峰會，在世界這樣一個世界經濟格局中，我們在宏觀的格局中我們應該有什么地位？我們應該有什么權利和義務？這是中國在IMF這些組織里面，我們要承擔我們的責任，還有大量便宜的資產存在，金融危機剛開始由于我們認識不足，很多企業去買國外的資產，因為全球的資產很便宜，中國的企業也很強的競爭力，真正從宏觀上講，在國際上，中國怎么有所作為，另外中國企業怎么抓住這次機遇走出去。這是整個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真正中國崛起的開始。

何力：在新的國際規則下，政府在政策上跟企業，包括在改革上有一些什么新的變化，保險業是一個長期投資，如果沒有市場化，它怎么樣去變革。

陳東升：中國處在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時期，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是巨大的，特別是在社會問題上。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要保持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

何力：接下來有請任志強任總發言。

任志強：本來是人家自己家的事，跟我們沒有太多關系。但是當中國融入到世界經濟之后，任何一個國家都和外部有了一定的關系。比如說可能影響我們的外貿、影響進出口、影響世界大宗商品。但是我更關心的是，在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之前，美國、歐洲都走了很長時間，我們大部分時間是跟他們后面學習如何建立我們的市場經濟。他們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必然會對我們管理上產生重大的影響。當歐洲、美國都靠大量的借債去維持自己開支的時候，中國政府不但沒有借債，反而有大量的余額。可能導致中國政府在美國和歐洲債務危機出現的時候，會增加的外匯儲備，必然會導致我們經濟受到影響。

歐洲和美國的巨大財政赤字，其中一部分來自于高福利，而正好相反，中國恰恰是一個需要有大量財政投入的國家。當我們跟在別人后面走的時候，別人的經驗出現了問題，反過來可能會抑制到我們把更少的財政投入到福利上，而把更多的財政投入到生產上。這樣可能造成了反面的影響，這個影響可能大于歐債危機之后或者是美國出現危機之后，從經濟實體上對中國整體的影響。比如說中國不知道什么是凱恩斯主義，但是當其他的歐洲和美國國家，在大量用凱恩斯主義來刺激自己經濟的時候，中國也學會了。但是中國學會了凱恩斯主義的4萬億，造成的結果可能比任何一個國家貨幣政策帶來的影響都要大的多，這個影響作用遠超過了凱恩斯主義對當時危機搶救的一些成果。

何力：為什么中國負面影響大的多？

任志強：我個人覺得，當我們不了解或者是不知道完全市場經濟化的一些運營策略的時候，我們會過多用行政手段去操控經營。雖然名義上加強中國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但是實際上我們已經把宏觀調控變成了一種微觀管理，這種微觀管理涉及直接到某一個電視臺的節目，某一個商品的直接價格等等。這些直接管理的結果都是國外如何如何，我們就如何如何。當國外金融機構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要的是安全性，當過度加大中國銀行安全性，中國的銀行資金使用效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因為你不敢讓銀行降低儲備率，于是就變成了一個最保守的一種資金狀態。當然如果銀監會上銀行存款不放出去，是不是就更賺錢了？我們可能用銀行的錢買國債。所以它造成的結果可能是負面影響也大于正面產生的影響。我擔心當美國和歐洲出現危機，這些危機最后造成了實體經濟的影響，我們不僅僅在實體經濟中受到了一些損失，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決策中帶來更大的損失。

何力：我想請教任總一個問題，因為未來還有很多投資機會的，如果有機會，您不再從事房地產，從事一個新的行業，您更看好哪些行業？

任志強：這個可能和企業沒有關系。各種自我保護的意識更加強，它會政策上引發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如果這些保護性措施，其他國家遇到危機都在使用的時候，可能會對世界危機產生的影響遠遠大于它的保護性作用。

何力：接下來有請林榮強林總發言。

林榮強：我想借這個機會向在座的一些嘉賓介紹一下我周邊的一些中國企業家的想法，在歐債、金融危機面前。我的一些企業家界朋友一方面看到了機會，他們有的看上了資源性資產，有的看上了歐美的名牌，他們認為已經很便宜了，包括上市公司。包括收購一些高爾夫球場和酒店等等一些資產，這是一些人看到的機會。

我身邊另外一些企業家朋友，心里很不踏實，這個不踏實，怎么說明一下呢？就好象當年日本人覺得自己很有錢，經濟情況也很好，到美國買各種資產，似乎可以把整個美國買下來，但是后來發現不是這么回事。中國會不會也出現這種情況？我的一些伙伴有這個擔心。我們看到在歐債，在世界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的一些好的東西、機會、優質資產便宜，就必然會做一些在境外的事。但是境內還有一些事要做，這個時候如果中國自己的宏觀經濟形勢發生大的變化，或者是宏觀政策出現一些失誤，那么每一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很弱的。可以說中國的絕大多數，90%以上的民營企業，發展了二三十年，當然今天不是討論中國存在哪些風險。其實今后一段時間，當然近期，比如說今年、明年大家覺得沒有什么大問題，再放遠一點看，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些風險的。這些風險，我自己覺得大概主要要靠財稅體制的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去解決。這些改革如果遲遲不能開展、遲遲不能深入，那么這種系統性風險還是存在的，企業家走出去也會很猶豫的。

何力：謝謝林總。接下來有請德意志銀行亞太區主席蔡洪平先生。

蔡洪平：我的想法跟陳總有點近似。現在冷靜來看，我看美國危機還沒有結束，從全球基本特征來說，我認為不是金融危機，是先進生產力缺失危機。也就是今天我們缺少工程師，不是會計師，不是律師，我們更多缺少的是先進生產力。我們知道喬布斯剛剛走，如果世界上有10個喬布斯，我們可以想象世界經濟會怎么樣。所以生產力缺失危機是當代目前危機的根本危機。過往100年來，石油時代、汽車時代、電力時代、通訊時代，不斷推進了整個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的進步。由于當地生產力過剩，新的生產力開發滯后，各種資本也過剩，這是今天的一個基本問題。

最近爆發的歐債危機，又是一個福利問題，準確地說它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它的特征我仔細看看，我在得到看到了馬克思的后代，我對照南歐國家的特征，很像社會主義。都這么公平，都不去勤奮的勞動，結果果然是這個結果。這是一個基本問題。德國的同事告訴我們，德國今天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德國的同事告訴我，他們在這20年里，特別是戰后，戰后恢復經濟，在45年之后，很快恢復了工業化的發展，91年和東德的合并，他們受到煎熬的是跟東德的合并。歐洲的問題是一個福利問題，不勞動者不得食，但是大家勞動者還要享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沒有人來養他。

中國表面看不錯，但是現在所有的政治家、企業家都發現我們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可能是一個方向危機，這個話可能重了，我只代表自己。我們冷靜看看過往20年的發展，陳董事長說的很對，突然發現中國財富暴漲，什么原因？一個因素是經過20年中低端制造業的發展，我們具備了中低端消費業的基本功能。就在這個時候，突然WTO公開了，所以我們的外匯儲備也好，整個國家的暴富程度也好，迅速發展，這是2001年以后。我們是一個享受者。現在問題來了，第一，人民幣要不斷升值，第二，中低端產品也非常多。我們工業怎么升級，這又是一個問題，我們怎么升級？坦率地說，我們這個國家沒有什么，除了航天科技以外，大部分都是拷貝人家過來的，我們怎么樣自己往上走，我們是一個工業大國，特別是一個制造業大國。

第二，過往10年有投資拉動，有消費拉動，房地產、汽車，也有出口拉動。現在人民幣慢慢升值了，短期是一個趨勢。中低端產品也越來越少了，剛才跟任總討論，我最怕人民幣未來房地產投資預期的變化，很可能會產生像日本的情況那樣，地產這個概念既是一個投資拉動，它是橫跨投資拉動和消費拉動的兩個輪子。

何力：你覺得這個事概率有多大？

蔡洪平：目前大家都在思考，還是那句話，如果整個中國消費者認為金融房地產預期要跌的，你看這個局面會變成什么情況？所有的消費預期、投資預期都統統改變。現在不是住房的問題，是一個投資的問題，認為房價掉了以后，我們以后人人都會有房子的。但是內需是什么？我思考未來10年我們的動力在什么地方，原來投資、出口、內需，現在出口拉動下來了，投資也慢慢下來了，接下來就是內需，如果房地產再下來，我不知道什么還有內需。特別是現在網上銷售很厲害，一般銷售都是從倉庫直接到家里面，生產力和消費水平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將來的方向和動力在什么地方？這個也是需要思考的。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上，都需要尋找新的生產力，作為銀行業也好，所有人都應該聚精會神在這個方面，這個世界才有希望。

任志強：危機不危機，可能來自于管理的信心問題。如果我們的媒體和管理者都認為沒有一個固定預期的話，可能會產生危機。因為人們不知道下一步會出現什么樣的危機。意大利總理宣布辭職，反而股票會上升，這很可能代表一種預期。當人們知道這個預期可能出現的時候，那么契機就來了，如果不辭職的話，也可能人們對這個政黨的領導沒有信心，有可能危機就會出現。所以中國也很快處于一個管理層交換的過程，大家都不知道經濟政策上會出現什么變化。不管是對企業的收購兼并和投資，都是一個有長期預期的情況下才可能做出的決定。所以大家對現在的經濟形勢以及歐債也好，或者美國預期發展也好，關鍵是看有沒有出現穩定性增長的趨勢。

胡錫進：說到金融危機，又說到中國企業，我把這幾個概念放到一起，個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企業有很大的機會，我覺得這個議題是很勉強的。為什么？因為金融危機它確實是危機，中國走出去，走出去做什么？剛才那位先生說了，出去如何去買人家的資產？現在買資產，很多資產人家不讓你買，買人家的礦山和資源，中國能夠看得上，能夠對今天規模經濟產生影響，而且能夠保證未來發展的資源性的東西，人家不賣給你，或者買起來很困難。人家希望買一些制造業的東西，甚至我們出去給人家蓋工廠，幫助人家解決就業。他們工廠已經做的很好的，品牌做的很好，在當地都賣不出去了，我們蓋新的工廠，幫助人家就業，我們在當地能夠賣的出去嗎？我覺得大環境肯定不好。當然有一些中國企業到國外買一些制造業和品牌，他可能想把這些東西賣回中國，因為這些東西在中國有前景。如果把這些產品本身在當地銷售，這是很困難的。所以我覺得中國企業對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第二，隨著金融危機，西方很多國家都比較困難，這個時候對中國不友好的感覺會產生，對中國的各種防范會產生，社會的各種情緒都會出現一些不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些變化。所以對于這些中國，我覺得中國企業都應該小心。中國企業現在不具備到世界上建立我們品牌的能力，或者到世界上引導一個制造業的先進生產力的這樣一種能力。他們的能力還在中國國內幫助大家解決中國人的溫飽，同時在向世界提供一些勞動服務，提供一些低端的產品。下一步要往世界都出去，真正到世界各地開一些大工廠，能夠引領世界產業進步的這樣一些企業，這是中國非常巨大的挑戰，甚至我覺得需要發生一些奇跡，中國的企業才會在世界上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說華為，它能夠到世界上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力，它也是在世界范圍內，對中國來說很突出，在世界上依然不能說是非常突出的。這是實際情況。

我覺得中國對自己的實際情況一定要有一個客觀地認識，雖然我們經濟很大了，但是我們真正的先進制造能力，我們的銀行業，整個國民經濟來應對世界金融風險的能力我們還不具備。過去歷史上金融危機跟中國都沒有關系，他們都是外國的金融危機，這是第一次跟我們真的有關系，因為中國太大了，這是中國第一次跟金融危機認真打交道，怎么這打這個交道，整個國家缺少經驗，那么企業更缺少經驗了。所以整個過程，中國一定要非常謹慎小心，包括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像這些過程都要非常謹慎。一個貨幣，你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貨幣，這個國家很強大，國力能夠支撐像人民幣這么巨大的貨幣，國家整個經濟、軍事能夠支撐國際化的時候，這是一種情況。如果支撐不了國際化，它可能是另外一種情況。美國的國際化，美元是取之不盡的財富，但是對有一些貨幣就不是這樣了，像中國這么大一塊，我覺得它的過程也應當是謹慎的。所以我認為現在在中國沒有那么強大能力的時候，我們需要大膽，但是首先要謹慎。大家不要想的過好，認為企業真的走出去就能夠贏，需要有人去闖，需要有人去干，但是他們應該非常謹慎，而且我想他們需要一些國家的有力的支持。

李雨時：可能大家比較關心，這次金融危機到底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到底什么時候能夠回升，我說一下簡單的看法。首先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我個人覺得，它整個是一個國際貨幣制度的危機。什么叫國際貨幣制度？14、15年前有一些經濟學家談的很深，高消費、低儲蓄，早晚一點會發生危機。貨幣最大的制度就是價值。美國制造業占GDP不到20%，就是它什么東西都不生產，但是還能維持高消費，就因為它有貨幣發行權。為什么美國虛擬經濟這么發達？貨幣流動是受限制的，現在美國講了一個所謂寬松量化的貨幣政策，它可以不斷印貨幣，所以美國的國債這么大。它可以印鈔票來還。當然這是一些極端的例子。

危機的原因是一個制度的危機。歐盟也提出來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周小川也提到了超主權貨幣，實際上就是貨幣的價值尺度。美元不過是美國政府印的一張紙，它不是一個貨幣。危機如果要走出來，如果國際貨幣制度不做重大的改革，這是很難的。另外大家知道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經歷了將近10年的滯脹，由于信息革命的發展，才使美國走出滯脹的格局。現在這種危機，如果在科技上沒有什么重大突破，如果國際貨幣制度不做根本性的改革，恐怕我們將來在未來若干年，我不敢說多長時間，將面臨低增長、高失業、高通脹、世界經濟動蕩這么一種局面。大家知道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作為我們這個研究機構本身，我們很精確的判斷，這種情況下，對于中國企業來說，確實有機遇，也有挑戰。機遇，因為覺得不好了，市場需求下降了，中國去年進出口總額增長34%，出口增長31%，進口增長37%。今年1到9月份也是增長20%，10月份的數字，去年中國將近2億，今年要達到36000億。世界貿易增長在下降，各國需求在下降，中國出口還在增長。實際上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點，就是中國出口的產品結構。美國經濟情況不好了，但是中國對美國出口不下降。買法國的衣服，買哪個國家的皮鞋，現在兜里沒有錢了，我買中國的皮鞋，高檔、低檔、中檔的都有，所以我覺得機會還是有的。特別是進口，我們現在重點發展進口，大概未來五年中，每年將近以2萬億美元的速度在增長，這對中國企業的機會也是很多的。

對于企業來說，如何判斷把握宏觀的特別是世界經濟的動向，我覺得很有必要。謝謝大家。

武常岐：今天討論大的宏觀問題，剛才幾位演講者提到了金融危機社引起的，實際上看大的圖景，這種失衡的調整，是通過危機的形式來體現的。怪在什么地方？怪在中國占全世界人口的20%，中國人努力了30年，中國GDP的總量在2010年占到全球的9.8%。像日本、美國、歐洲這些國家，人均GDP是全球人均GDP的5倍。在過去經濟割裂的情況下，生產力差的很大，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但是現在全球化了，生產技術流動都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沒有理由維持這樣大的差別，沒有理由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國的10倍。

這樣一種情況怎么調整？那么要不斷通過現在的歐債危機、美債危機來調整，實際上這個危機是常態，將會常態化，不會說這次危機完了就沒了，這是現在失衡的世界，把它變成一個比較正常的世界。中國假如說人均GDP和人口比重一樣的話，中國的經濟要比現在大百分之百。這個過程怎么實現？世界上需要企業家來做，而不僅僅是政府官員、經濟學家或者是財政官員的事。企業怎么發揮作用呢？中國的企業怎么發揮作用？實際上大家看改革開放30年，實際上也就是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一步一步提高的30年，早期大量的外資進來，中國企業談國際競爭力了，國際競爭力都沒有。但是外資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教會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怎么做事情，這樣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有慢慢產生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部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會產生。這才有我們的問題，就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問題，因為他是中國的企業家，我們可以學習，從領先的企業、從領先國家學到了東西，我們企業就成了。所以這個企業就會變得有活力，有競爭力，不僅僅具有國內競爭力，而且將來具有國際競爭力。

危機是不是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機會？有危才有機，因為危機是一個調整過程，是全球經濟的一個調整過程。那么中國企業怎么發揮作用？怎么利用這個機會？實際上有很多機會可以利用。中國現在肯定轉向內需，這是中國政策的一個指引，比如說GDP達到和全世界和人口比例一樣的話，就是翻一倍，這種情況怎么實現？？中國的資源、能源本身是很難支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甚至超過了人均的程度。剛才盧主任提到了，中國的經濟增長，90%是用自己的資源，我不知道這個是什么意思。這是好嗎？還是說不好？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的90%的資源是國內資源呢？

何力：說的是能源，讓別人放心。

武常岐：這個實際上全球化的世界，它也沒有說原油都是日本的90%、50%，甚至30%來自日本，整體來講還是交換。實際上全球很多資源不是沒有開發的處女地，實際上中國的產權，包括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都是歐美企業有了一些產權，但是現在情況下沒有能力更有效的開發這些東西，所以中國企業有可能抓住這些機會，因為企業做的有點問題了。另外一個中國企業的機會，就是中國企業，中國國內的經濟增長要快于全球的經濟增長，這能夠把握這個經濟增長，在過去中國企業沒有競爭力的時候，可能要跨國公司來做這個事情，中國企業有這個競爭力了，它有可能在未來中國企業利用國內經濟增長的潛力去成長自己。但是怎么成長呢？就需要技術和其他方面的東西，可以到其他地方參與全球競爭，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立足于中國的跨國公司。

剛才胡總編提了一個問題，就是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有點質疑。在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優秀的企業總是少數，美國企業走出去的也是非常少的，不超過10%，不要說它到外面投資，出口的公司都少。中國企業更是這樣。但是并不排除在幾百萬企業中有優秀的企業。我和我的同事做了研究，中國上市公司在海外設立子公司的企業不到10%，而且中國企業在海外設立子公司的企業中，比較上市公司的整體，它的生產力表現為平均數的30倍。這些企業的競爭能力相當相當強，在國內有了競爭力，有了很強的盈利能力，你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有地位，包括在美國、歐洲設立子公司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它只能在國內市場上服務國內的企業。大家討論的都比較多了，就是企業的作用，應該大力的推出來。

何力：謝謝武老師。全球的財富流動，甚至生活水平也應該在全球扯平。本來還應該有一個問答環節，但是今天的討論時間已經到了。我們非常感謝臺上八位嘉賓跟我們分享他們的觀點，也謝謝在座的諸位，我們這個環節到此結束。

主持人：再次感謝臺上的各位嘉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