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凱：貨幣政策治不了中國結構病

2011年07月08日 02:57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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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凱

日前，中國央行宣布加息0.25個百分點。這一幅度是通過綜合權衡通脹壓力和非通脹拉動型產業承受力后的審慎決定。同時，全球范圍內，利率仍然是以貨幣為目標的掉期和期權等押注活動定價的主要成本因素，所以利率對推升匯率的壓力也無法忽視。

面對中國由結構性問題決定的投資拉動型通脹，若只想依賴簡單貨幣政策的話，就會讓中國重蹈所有遭遇結構性疾病經濟體的經歷，即寬松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結構問題導致的蕭條，而緊縮貨幣也無法解決結構問題導致的通脹和過熱。

結構性問題造成的經濟病，不論是美國、日本還是中國，只能以直接針對結構性疾病下藥的財稅政策為主導，來治理經濟，貨幣政策只能作為配合財政政策的配套工具。由于貨幣政策過于簡單，而且通過金融體系產生全局性影響，它不但無力化解結構性問題，同時，在直接針對結構性問題的財稅政策缺位的情況下，無論是寬松還是緊縮貨幣政策，往往都只會惡化既有的結構性問題，把貨幣和金融資源進一步向導致結構性問題的少數產業或者經濟板塊集中。當前如果繼續貨幣緊縮，無論是數量工具還是價格工具，都將進一步惡化既有的結構性經濟矛盾。

制造中國結構性問題的兩大因素中，地方政府亂投資是通過行政手段剎車，地方政府融資擴張已經得到壓縮。現在唯一難控的是房地產投資泡沫導致的房地產過熱和通脹驅動力。無論是在合法合規的金融體系內，還是各種變相違規的影子金融體系內，都圍繞在房地產投資行業。數量型貨幣工具緊縮不了房地產投資過熱和通脹拉動，但會排擠其他產業，而加息對于動輒50%利潤的房地產投資影響不大，那些在5%到10%間利潤率徘徊的其他產業則先被打擊。

對于先富起來的富裕群體，結構性問題嚴重的中國經濟所能承受的利率水平，與中國目前穩定高昂的房地產投資市場的回報率相比，差距太遠。由于房地產投資稅的缺位，以及住房商品作為多數人生活必需品的性質，給這種驅動全局性通脹的房地產投資和投機過熱，提供了相對其它產業和投資最穩定最豐厚的利潤保障。

如果不能在全國盡快啟動對第三套房征收與通脹率至少持平的地產投資稅，然后再逐步向解決了換房要求、房產總面積超過一定規模的二套房推進征收，僅靠貨幣政策徹底化解這種結構性疾病造成的過熱和通脹，必然會是整體國民經濟的總體回落。如果因各種利益集團阻力而推不動房地產投資稅的話，那么經濟在通脹壓力下被迫再回落后，則會重復拉丁美洲遭遇多年的由于經濟“富人產業化”的畸形歷史，在高速發展多年后，突然陷入長期停滯。在拉美世界，2000年代后，主要國家的社會黨相繼執政，是經歷了多年拉美病后才實行的轉變。而中國，當前則必須依靠政府的改革，來引導直接化解結構病的財稅政策，以及發揮作用更慢的長效社會政策，帶領中國社會平穩地度過當前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