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信任危機尋求解套(2)

賭博的心態也加劇了彩民的復雜心理。

程陽則認為，國民素質正影響著彩票的發展。“西方人一般都了解彩票的隨機性，明白一個號即使買100年也可能中不了一個小獎。”

顯然，對于如何認識彩票，中國人也許仍不得要領。大連一個婦女曾趁丈夫出差之際買了十幾萬彩票沒能中到大獎，于是跑到政府“上訪”，要求退還彩金。

程陽認為，“彩民”這個概念在界定了一個群體的同時，也排斥了大多數人。“當買彩票變成一種職業，看起來技術含量越來越高的時候，發展就成了問題。”

彩票終于不再“裸賣”

不過，《公益時報》彩票版組的讀者見面會在最近幾年還是有了變化，“我們做的課件第一部分是介紹開獎流程，到2007年這個部分就拿掉了，說明大家對開獎這個環節是熟悉和信任的。”

另一個變化是，過去彩民打熱線電話，直接問買哪組能中；現在，則是詢問那些不同的計算方法哪個有效，“他們也知道，這東西不是一定的。”

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彩票管理條例》中，并沒有“彩民”的表述，而是按國際慣例，使用“購彩者”、“中獎者”等字眼。

制定過程歷時數年的《彩票管理條例》一經正式公布，就因低于輿論的期望而引起了不滿。然而這公眾眼中的一小步，卻被業內認為是行業的一大步。

“過去彩票是沒有法律保護的，我們叫‘裸賣’。”上述民政系統人士說。

彩票的法律關系是特殊的射幸合同：交易標的物即獎金在合同締結時尚不實際存在，所存在的只是獲得該標的物的偶然性。射幸合同目前在《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中均沒有規定，因此不受民事基本法律的保護。《彩票管理條例》第一次在法律體系中確立了這個關系。

《條例》被質疑的是，它與人們希望的懲治彩票相關犯罪看起來關系不大。程陽認為，這本來就是一種誤讀，“懲治犯罪不是國務院條例能夠界定的。”

其實，一些人把《彩票管理條例》和《彩票法》弄混了。按照中國的慣例，條例是立法的必須步驟，或者說是立法過程中的堅實一步。

令從業者不滿意的是，《條例》中專業性的矛盾之處。如第三十一條“未兌獎的獎金，納入彩票公益金”，同時又規定“返獎獎金不低于50%”。

因為未兌獎的獎金如果進入公益金，那計算獎金比例時確定的不低于50%肯定無法實現。2008年棄獎大約占1%左右，全年銷售1060億元，就是10多個億。

雖然存在諸多缺失，但《條例》實施后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中獎者個人信息保密問題。

在國外，中獎者信息是否公開隨個人意愿而定，大多數西方國家并沒有明確規定必須公開中獎者信息。

程陽覺得，保密問題涉及公眾知情權和中獎者隱私權的平衡。和中國的大多數法規一樣，“總的來說，還是要細化。”

體制一直被認為是束縛彩票的大問題

與目前輿論質疑的“沒有監管機構”不同，《條例》明確了“1+2+N”的管理模式。即作為彩票監督管理部門的財政部門，主管福彩、體彩發行的民政和體育部門，公安、工商、稅務、審計等依照各自的法定職責參與彩票管理相關活動的其他政府職能部門。

事實上，業內人士的一種普遍看法是，財政部一直希望獲得某種彩票的實際控制權，包括傳聞中的賽馬彩票。這樣，免不了讓人懷疑存在部門利益的爭奪。

而對于福彩和體彩兩個彩票系統來說，還有很多事情無法理順。

各省彩票管理機構的負責人都是民政、體育系統的官員。由于“有錢”，這一位置往往是領導的嫡系，升遷希望極大。諸如改革一類的冒險，因此就顯得動力不足。

其實與中國的許多事業單位一樣，最熟悉業務的一般是沒有最終決定權的分管業務副主任，即使在彩票中心干出成績，也往往會以到其他單位當“一把手”的形式實現晉升。

體制一直被認為是束縛彩票的大問題。“買彩票”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商業活動，但卻是目前中國為數不多由政府機構完全主導的行業。

全國大部分省份采用的是雙重管理體制：各地彩票管理中心在業務上受省中心領導，人事、行政和財務等方面受當地民政局或體委的領導。

以著名的“福建銷售神話”為例，2001年福建體彩比前一年的7.4個億暴漲了11個億。后來被“雙規”的省體彩中心主任李聯友放棄了雙重領導，實行垂直管理：由省體彩中心在所轄市、縣建立獨立的分中心，直接派人管理，地方體彩中心不再歸屬地方體委主管。

上述民政系統人士告訴記者，電腦彩票與過去的摸獎、刮獎是完全不同的階段。它從2000年起經過幾年的鋪墊和宣傳后，在2004年、2005年達到了一個門檻：銷售額快速增長，但是各類負面事件頻發，一度比較混亂。結果引來了中央層面的關注，進行了嚴厲的治理。此后，就進入了穩步提高的階段。“這時候就像一個人，度過了需要學習、了解自己的兒童期，在這之后，它的成長更多的還是受到外界環境的制約。”

彩票業開拓市場正遭遇瓶頸

目前，大獎看起來是提高銷售量的唯一有效辦法。這其中往往伴隨著兩大彩票系統的競爭。

國慶的第一周后，中國福彩中心一邊應付輿論對巨獎的質疑，一邊推出了創中國彩市紀錄的一次派送：2億元。從14日起未來40期內，每期從調節基金中撥出500萬元作為加獎獎金，加給當期“雙色球”一等獎。

加之從2009年1月1日起，當“雙色球”獎池不低于1億元時，獎金總額將改由兩部分組成，且兩部分的最高封頂各是500萬元。這樣，2元的彩票最高可能中獎1500萬元。

“很多人又會說了，你這樣做還留500萬封頂干什么呢？直接1500萬或者無封頂不就行了。但500萬封頂是有自己道理的。”程陽說。

“從數字上計算，只要出現1772萬個不同的號碼，就肯定會出一個一等獎和相應的固定獎。這個總獎金和購買這些號碼的總收入一沖抵，總是會留下幾十萬。這樣即使每次都有一等獎，獎池仍然會有積累。積累得多了，大家才會有興趣。”上述民政部系統人士說，500萬封頂的一個作用是防止彩民盲目投入，另一個就是保持獎池的積累，避免涸澤而漁。

事實上，就在10月14日福彩提高最高獎金額的同時，國家體彩中心也推出了新一輪派送。在這個規則下，追加投注后，3元最高可中2400萬。

“經過這幾年的穩步增長，開拓市場已經遇到瓶頸。”上述民政系統人士說，這一極具市場色彩的行為正是傳統事業單位最不擅長的。而出于安全考慮，網絡等渠道都受到了嚴格限制。這代表著，許多因家庭關系被安排到待遇較好的彩票機構工作的人，需要和小食品推銷員一樣去便利店跑渠道。

“隨著銷售量的上升，各種今天覺得不正常的低概率情況會成為平常現象。”程陽說，3.59億以及它引起的波瀾，只不過是中國彩票歷程中一個小小的插曲，有更為重要的事情擺在面前：如何盡快度過這個公信力常受質疑、市場化還有瓶頸的階段---像這個國家的諸多方面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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