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是與非

2011年09月26日 12:01
來源：《財經》雜志 作者：李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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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徹底下決心對現行個人所得稅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改革，就只能繼續看著社會貧富差距一步步拉大而束手無策

2011年6月的最后一天值得紀念。在中國公民和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多位委員的積極促動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決策者反復權衡利弊得失，終于在一定程度上聽取了民意，這對于今后社會公眾參與公共決策，而不總是充當旁觀者起了一個不錯的示范作用。

但接下來的情形卻又多少有些令人失望，許多人似乎僅僅滿足于自家上調“起征點”的愿望已然實現，而對個稅進一步改革的關注熱度馬上就降溫了，現在媒體上已很少有人繼續關注個稅改革就是一個證明。

而在這個起伏跌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人們沒有充分注意到的問題，即這次調整充其量只是對某個次要環節的“修正”，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公眾對于不當稅斂的抱怨情緒，但絕說不上是一次實質性的稅制改革。只是鑼鼓敲得響，個稅改革的大幕其實沒有真的拉開。

起征點之惑

在當前微妙的經濟形勢下，CPI高企，民眾錢包縮水，個稅稅率卻未見跟著調整，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表面上未漲，實際上卻增重了不少，每個家庭為日常過日子多花幾百元，低收入者更是感覺度日艱難。

由于通脹率持續走高，導致銀行實際利率長期處于負利率狀態，這也誘發了資金從儲蓄轉入各種投資領域，短期性的投機活動大增，提高了整個經濟發展的系統性風險。

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加上不利于底層人民的財政政策，除了制造投機之外，也在事實上造成了富人更富、貧者越貧的窘境。老百姓對自己手頭的錢不值錢還要承受稅收負擔心知肚明，坊間議論紛紛，就是少交一毛錢也是好的。

此次個稅法修改征求意見，共有8萬多網民參與并提出了23萬條意見，比以往20多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見的總和還要多。

對于3000元免征額，85%的網民表示不贊成。當得知這些意見未被二審稿接受時，民間掀起了更大的反對浪潮，直到最后常委會議接受3500元的要求為止。這種情形，為幾十年以來所未有，稱得上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稅改真問題

但這次個稅調整還是犯了老毛病，避重就輕，小打小鬧，解決不了稅制設計和運行機制之間已存在的諸多老問題。

“綜合稅制與分類稅制相結合”早就被確認為個稅改革的目標模式，卻至今未見任何動靜，與之相關的個人各類所得如何綜合在一起，以及應不應該以家庭為納稅主體、免征額通脹指數化等問題統統絕口不提。

對于龐大的財政收入而言，個人所得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起征點的調整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其他要緊問題，那么就很難說稅收改革是成功的。

而且，稅改的方向不能只是為了政府增加收入服務，而是應該轉到為老百姓服務的方向上來。

這就意味著稅制改革要考慮到怎樣才能促成“底層人民減負、全體人民享福”的局面。底層減負意味著縮減由于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不公，而享福意味著對于稅收的使用應該有更多公民的監督，以真正達到所謂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這么多迫在眉睫的改革“真”問題統統被繞開，這樣的個稅“改革”除了繼續積累問題，到底能有多大作用？這樣的稅制，又怎能不改？

中國個人所得稅在稅制設計上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可言。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的國家之一，這種稅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同一納稅人不同類型的所得，分別扣除費用，又按照不同的稅率分別征稅。

這種差別待遇的征稅方式，顯然沒有全面考慮納稅者真實的承受能力，極易導致那些所得來源渠道多樣、綜合收入較高的人逃脫稅收，從而造成稅負的縱向度的不平等。

他們可以通過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等辦法達到少交稅、不交稅的目的，而稅收負擔就會轉由那些收入來源渠道單一、收入水平較低的納稅人來承擔，所謂稅收的公平性就無從談起。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中國個稅生計費用扣除與納稅人的實際生活成本之間的差距相當大，由于是以個人為納稅單位，對每個人都給予同等金額的費用扣除待遇，納稅人家庭成員的構成和家庭支出的因素就被完全忽略掉了，諸如撫養、贍養、就業、教育、醫療、購房等，它們直接決定著每個納稅人究竟能夠承擔多少稅收。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納稅人所承擔的稅負常常遠超過其實際承受稅收的能力，量能負擔這一最基本的稅收原則逃得不見蹤影。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納稅人的基本生存權，故而必須貫徹納稅人必要生活支出免稅的原則。也就是說，過日子的錢只能用以過日子，不能用來交稅。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也就存在極大的差異，全國一刀切地實行一個扣除標準本來就是個笑話，這樣的政策卻在我國實行了20多年而未加改變。

即使在經濟發達地區，中低收入群體仍占較大的比重，而這些地區的人們為維持必要生活而支出的費用成本也必然大大高于經濟不發達地區，如果不提高這些地區的免征額標準，就可能出現百姓把居家過日子的錢當做國稅來上交的情形，這在稅收上有個行話，叫做“惡稅”。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幾乎沒有調解貧富差距的作用，一些權威學者對此判斷頗不服氣，拿出高收入階層納稅在個稅中所占比重作為根據來說事，但卻沒有多少說服力。其實將稅前基尼系數和稅后基尼系數拿來做個對比就一目了然了。

仔細比照1994年至2008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各年數據，發現我國城鎮居民個人所得稅稅前和稅后的基尼系數有微弱的上升趨勢，說明現行個稅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不是丁點兒沒有，只是非常小，小到若取兩位小數點的話，稅前和稅后就是基本相同的數字，只能得出我國個人所得稅對城鎮居民收入基本不存在調節作用的結論。

而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稅前和稅后收入比，一般稅前收入比相差會達到十幾倍的樣子，但征稅之后再比，其收入差距就縮小到三四倍了。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收入分配不公的狀況早就大大超過世界多數國家。在中國，現在已經很難形成所謂的中產階級，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過大已成難以改變的事實，社會已然就此發生斷裂。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個人所得稅的詭異在于，當中低收入群體正在為免征額標準的提升給自己帶來實際好處(少納稅)的時候，某種不可測之壓力可能也伴隨而來。

問題出在這是在社會貧富差距已然過大的背景下，面向所有納稅人群進行的調整。

費用扣除標準的提升在降低中低收入者負擔的同時，也會進一步拉大高收入者與中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其結果，不僅不會給中低收入者帶來真正的好處，反而會增加高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如此，中低收入群體當初的一點喜悅就可能保持不了多長時間，人們就又會為新的、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而困擾。比如，當通貨膨脹襲來的時候就會看到，真正的受害者并不主要是那些富有者，而依然是窮人，現有的稅制可能連你最基本的必要生活費用都保證不了。如果沒有個人所得稅根本性的改革，這將是一個難以避免的和正在出現的結果。這樣的稅制，怎能不改？

稅改出路

顯然，現行個稅稅基狹窄，導致工薪之外的稅源大量流失，對調節財產性收入無能為力，也就幾乎沒有調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我曾經呼吁在中國實行減稅政策，但若是在這樣的稅制結構之下運作，即使實行了輕稅政策，也還是解決不了稅負不均、不公正的問題。如果不徹底下決心對現行個人所得稅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改革，就只能繼續看著社會貧富差距一步步拉大而束手無策。

在我國未來的個稅改革方案中，應當在稅前增加若干必要的費用扣除項目，簡單說，家庭日常消費支出，吃喝拉撒睡之類的費用支出都不應被征稅。納稅人用于自身的和子女的教育費用、老人贍養、購買保險、大額醫藥費、為殘疾人家屬購買的自助設備、自用住宅貸款利息支出、公益性捐贈、災害損失等，也不應被排除在免征范圍之外。公民個人與組成家庭，在稅負上也應有個明顯的差別，不能像現在這樣都混在一起算。

此外，還應考慮不同行業和職業的因素等。我國應借鑒國外的經驗，生計費用的扣除標準應與CPI掛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國務院或地方人大，每年擇機進行調整。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各國大都實行了多級累進稅率，有的多達幾十個級別，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性的減稅運動中，各國的稅率級距明顯減少，稅率也大大降低。經合組織16個成員國的稅率級距平均從10級以上減少到不足6級，其中英國減到只剩兩個。歐洲和西亞多個國家甚至實行了單一稅率。

在我國，稅率級次只要5個或更少些就足夠了，現在的7個還是太多，工薪所得最高邊際稅率30%也就可以了，現在的45%高得離譜，也不會有人認同在這個稅率層次上老老實實地納稅，所以應該降低乃至取消。

關于以個人還是家庭為納稅申報單位的爭論，筆者更傾向于后者，因為后者更能充分考慮家庭成員的人數、家庭總收入、需要贍養的人數是否有殘疾人等，也就更能體現納稅人的綜合負擔能力和體現稅收負擔的縱向公平。近期的改革可以考慮設置個人和家庭兩種申報單位，由納稅人自行選擇其中一種，為將來全面推行以家庭為納稅申報單位進行技術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