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1000萬難養老 本質是貨幣購買力下降

徐以升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教授的一番言論引起了很大爭議。近日他撰文稱，如果生活在京滬廣深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到2027年退休，退休之后25年的生活開銷預備1000萬元養老金也未必夠。

到2027年退休，以男性55歲退休來計算，也就是1972年的“70后”，到退休之前要攢夠千萬巨資養老。

眾皆嘩然。其實鐘偉教授論及了一個關乎每個人生活的重要話題——貨幣購買力的下降。到時候，不是1000萬元太多，而是1000萬元能買的東西太少。鐘偉在文章中還給出了一個前提：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居民貨幣收入增長以及官方的發鈔節奏都沒有根本改變。

人們一般用“市場化”這三個字來形容中國30年的改革，但也許另一個詞語更為合適：“貨幣化”。

從如下幾個數字可以清晰得見：2009年底，我國33.54萬億元的GDP規模，是1978年3645.2億元GDP規模的92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供應量M2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09年底的60.62萬億元，為705倍；狹義貨幣供應量M1從1978年的212.03億元，增長到2009年底的22萬億元，達到1037倍。大幅高出同期GDP和物價CPI增長之和。

高度的貨幣化，導致中國M2/GDP之比連連上升，到2009年達到181%，這一比例在1978年為23.6%。

總體來說，貨幣供應量的擴張，M2/GDP的增長，顯示的是中國的金融深化進程，是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進程的必然趨勢。但貨幣供應量幾乎連續30年遠超經濟增長速度的快速增長，造成了貨幣本身購買力的下降。

筆者曾經在《系統性質疑CPI》一文中，從分類物品價格30年的比較上，論述過CPI并沒有反映貨幣購買力下降的幅度問題。

實際上，這即是北師大鐘偉教授試圖反映的問題。“1000萬養老論”并不是說貧富差距的擴大，而是試圖闡述“貨幣購買力的下降”。

前幾日，筆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教授，他提出的論點是，雖然貨幣化進程會起到一定的緩和作用，但貨幣超發一定會帶來通脹的后果，而“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應該成為官方貨幣當局的首要重任。所謂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并不是指“匯率穩定”，而是人民幣貨幣購買力的穩定。

《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清晰規定了中國央行的責任：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

貨幣超發在整體上造成了購買力下降，這是一個總量概念。筆者還想表達的一個意思是，貨幣化進程的特征，在客觀上還會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貨幣化過程先接觸到的群體，會更早受益，并獲得更多的收益。

奧地利學派大師哈耶克著名的“中立貨幣理論”，認為只有貨幣供應量保持不變，貨幣對于經濟的作用才會中立，貨幣中立時才會對經濟影響最小并促進經濟發展。而如果貨幣供應量失去中立，人為地擴大貨幣供應量，就會有人獲益有人受損，并最終產生結構失調、經濟失衡甚至導致危機。

此“貨幣中立論”完全不同于貨幣學派的“貨幣中性論”，恰恰相反，哈耶克認為貨幣并不是中性的，因為增發的貨幣不是平均、普遍地撒向人們，它總要經過某種具體的方式進入流通，而這個過程就扭曲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那些最先得到增發的貨幣的人，事實上獲得了比他人更多的財富。

在中國，最近幾年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房地產部門就是“最先得到增發貨幣的人”，他們事實上也在獲得更多的財富。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的失衡，即衡量了這種“先受益、后受損”的情況。在宏觀數據上，居民收入、居民消費規模與貨幣、與GDP規模占比的下降，以及股市流通市值、房地產市值與貨幣、與GDP規模占比的上升，則可以凸顯這種“非中性貨幣化”對居民財富差距產生的影響。

上世紀80年代“萬元戶”的小康富裕生活到現在已經大打折扣。鐘偉計算的1987年按當時貨幣情況計算的2.5萬元就可以退休，而如果2007年退休已經需要100萬元了。

在這種背景下，投資方向從“真實收益”到“尋找稀缺性”的轉變，能大致解釋中國2006年以來的股市和當下的房地產市場。

在經過30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貨幣化進程已經較為到位的當下，怎樣保持理性的貨幣增長，保持幣值穩定，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應該需要上升或者說回歸到貨幣政策的根本目標。莫再讓居民感嘆“少壯勞碌攢錢、老來根本不值錢”的難安之境。

(作者系本報評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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