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3日 01:44第一財經日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倒逼制造業轉型_從富士康加薪開始

王羚

各地頻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山東等七省份試點最低工資與物價掛鉤，中國進入最低工資調整年。

而“富士康加薪30%”的消息昨天再度引起各方關注。

有專家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中國已經進入工資增長通道，這將倒逼制造業從傳統的人力成本優勢轉向注重品牌打造和技術改造。

另有兩點問題同樣值得關注：第一，化解當前個別企業的勞資矛盾，是否僅靠加工資就能奏效。

第二，對于當前數量眾多的代工以及勞動密集型行業來說，結合這些企業的利潤情況，他們到底還有多少加薪的幅度。

此外，富士康這次加薪是否會對同行造成競爭壓力引起各方關注。根據比亞迪電子2009年財報計算，比亞迪電子去年的員工人均成本為2.74萬元，比富士康國際低500元左右。

最低工資標準迎來調整年

今年以來，廣東、山東、吉林、寧夏、湖北以及江蘇、浙江、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省份已先后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保部”)4月曾透露，今年還有20個省份預計將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大多在兩年前即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在經歷了去年以來的促增長之后，此次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力度頗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全國總工會曾要求，3年之內各地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以上。事實上，這一比例遠遠沒有達到。

工資過低已經成為各地勞資矛盾頻發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保部副部長楊志明日前在全國勞動關系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當前著重解決的就是部分企業職工收入過低的問題。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會給以勞動力成本低廉為優勢的中國制造帶來負面影響，比如會引起某些產業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并不贊成。他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明確表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以給一些勞動密集、產品低端廉價、生產條件落后的企業以產業升級的壓力和動力。

“我不認為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會在短期內轉移。沿海地區產業升級，與此同時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這三個方面銜接好的話，沿海地區產業結構改善、升級了，有能力去雇用工資高的工人，中西部也發展起來，這樣勞動力就都留在了國內。”蔡昉說。

在收入分配改革呼聲越來越高的背景下，5月份，全國人大財經委就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在江西、甘肅、安徽等地進行了密集調研。調研的結論之一是建議減輕競爭性行業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表示，考慮到有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確實利潤空間較小，短期內轉型升級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在其提高職工工資后，由政府通過減稅等措施予以補助扶持。但總的來說，增加勞動者收入的大方向不應變。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程延園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醒，當前更應該關注的是，不少企業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確定職工工資。最低工資標準只是對企業最低端的崗位支付工資水平規定的一個不得違反的下限，絕不是企業的工資執行標準。

或倒推《工資條例》出臺

根據蔡昉的研究，中國或許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在此之后，必須增加工資才能夠繼續吸納剩余勞動力。就此看來，此輪工資增長不是偶然，而是中國勞動力供應與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

“只有這一點到來后，才可能給普通勞動者，非熟練工人漲工資，因此獲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這個階段，隨著用工矛盾的緩解，就逆轉了過去的趨勢，收入分配狀況會從初次分配的層面上得到改善。”蔡昉表示。

不僅如此，勞動力供應的變化也使得勞動者擁有了更強的議價能力。

蔡昉分析，在進入“劉易斯拐點”之前，工會的作用不容易發揮，工資往往由一種純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穿過這一拐點之后，工資則是由市場、勞動力市場、制度設計等決定，包括工會的作用、最低工資的制約、法律的約束。

從這個角度來講，目前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頻頻增長或將倒推《工資條例》的出臺。兩年前就開始調研起草的《工資條例》難產多時，而原因之一就是集體協商制度如何推進存在難點，包括談判主體缺位、工會作用受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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