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依法進行調控，這不叫行政手段

問：怎么評價我國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

厲以寧：我國宏觀調控通過兩個手段：一是經濟杠桿，一是法律手段。政府依法進行調控，這不叫行政手段，因為它有法律做根據的。經濟的手段，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過去財政政策占主要位置，現在貨幣政策的比重越來越大。真正的宏觀經濟調控應該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套。但是，法律的根據是必要的，宏觀調控和行政干預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政府的宏觀調控有法律作為根據。比如土地問題要根據法律來監管和調控。這里涉及一個重要問題，即政府的職能轉換。政府職能切實轉換了，一定可以使宏觀調控更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

經過股權分置改革之后，中國證券市場開始步入正軌；中國的股市開始成為宏觀經濟的晴雨表

問：您對最近股市怎么看，現在的股市是否存在泡沫？

厲以寧：對這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在今年“兩會”期間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經過股權分置改革之后，中國證券市場開始步入正軌，這是最大的利好消息。這表明中國的股市開始成為宏觀經濟的晴雨表。我們的宏觀經濟這么好，說“股市會崩潰”，是沒有根據的。物權法、企業所得稅法的通過同樣是利好消息。但是，股市本身的波動是正常的，有漲有跌，屬于正常調整的范圍。如果我們理解了這點，就會相信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整以后，股市會繼續往上。但我要講明一點，越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監管越要認真，政府的監管是給市場人氣以保證。如果造假的、詐騙的、內幕交易的，都來了，老百姓的信心又會喪失，所以說政府的監管必須加強。同時，經濟學家和政府都要讓股民知道，股市是有風險的。

任何企業成為名牌的企業，必定有一大批企業作為他的配套

問：我國為什么出不了索尼、松下、三星這樣的名牌企業？

厲以寧：日本的企業、美國的一些名牌企業，都是經過多少年的積累而成的，跟整個環境有關系，跟企業的發展有關。我們從改革開放算起才多少年啊？改革開放以后，真正讓企業能夠發展起來，又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所以首先是實踐的積累。第二是社會環境，任何成為名牌的企業，必定有一大批企業作為他的配套，作為他的支持者，他的協作者。一個社會中不能只靠一兩個企業。第三，對中國來說，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企業家人數不夠，素質還不夠。一定要懂得什么叫企業家的素質，企業家該是站得高，看得遠，能夠用人，這就是現代企業家的素質。我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寵物市場在賣鸚鵡，有人問：這個鸚鵡值多少錢？店主說：值兩千塊錢。怎么這么貴呢？店主說：它會說兩門外語呢。再看旁邊的一只鸚鵡，標價四千塊錢。難道它會四國外語嗎？店主說：會。還有一個雖不會外語，但卻值幾萬塊錢呢。為什么這么貴呢？店主說：因為那兩個鸚鵡管它叫老板。它會用人，不一定自己懂外語，出門可以帶翻譯嘛。站得高，看得遠，這就具備了現代企業家的才能。這樣來看，中國今后需要大量這樣的現代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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