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從制定到獲得主要或全部效果一般都有一段時間。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它的影響力一般是由弱漸強，往往越往后效果越明顯，而對當期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需要注意政策的時滯性。當前，政府在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并且短期效果不顯著之后，更應該謹慎決定是否進一步加大調控力度。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達3.2%，8月份更是同比上漲了6.5%，創出十年歷史新高，此外，樓市、股市也不斷上漲，于是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調控政策來為宏觀經濟降溫。中國人民銀行已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三次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他政府部門也出臺了一些諸如上調印花稅、發行國債、下調利息稅等政策配合。然而這些政策、組合拳出臺之后，效果并不明顯，股市樓市依然迭創新高，CPI指數仍然高居不下。面對這些不斷高漲的經濟數據，一些專家學者認為，政府應該加大藥劑，立刻出臺更嚴厲的措施來防止經濟過熱。對此，我們不敢茍同。

政府今年調控政策的數量之多，頻率之快，力度之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1993年-1994年的宏觀調控。當時由于投資需求的迅速增長，使得通貨膨脹率不斷攀升，逼近25%，中央緊急出臺了宏觀緊縮調控的措施，財政方面結合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增值稅、消費稅的調控作用，并通過發行國債，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貨幣政策方面，嚴格控制信貸規模，大幅提高存貸款利率，當時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一度超過11%。在短期看來，當時的宏觀調控是成功的，價格指數很快一路下滑，在1997年就已下降到3%，而經濟依然穩定增長。然而，自從1997年11月份，我國的物價出現了負增長，有效需求長期不足，中國經濟開始了長達五十多個月的通貨緊縮，而政府被迫又開始治理通貨緊縮。總結上次宏觀調控的經驗和教訓，我們認為政府在調控的時候過于注重經濟指標，一味地下猛藥治理，希望能夠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忽視了政策的時滯性。

一般來講，任何經濟政策都存在一定的時滯，就是說政策從制定到獲得主要或全部效果都必須經歷一段時間。時滯主要分為兩種，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前者是指著手制定政策所需要的時間，后者是指政策對經濟行為影響的時間。財政政策的外部時滯較短，而內部時滯較長，因為財政政策通常要有一個較長的批準過程，因此使用起來一般比較謹慎。而貨幣政策的內部時滯很短，因此運用得較多，然而它的外部時滯較長，這是由于貨幣政策工具在影響有效需求時所經歷的傳導環節較多。因此，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它的影響力一般是由弱漸強，往往越往后效果越明顯，而對當期的影響并不顯著，各項經濟指標可能在短期內不降反升，讓人會誤解當前的政策效果很小，應該加大力度調控。

當前看來，面對主要由農產品價格上漲而引致的物價指數的飆升，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是沒有收效，然而是否需要加大調控力度，仍然有待商榷。此次農產品價格上漲主要是由于多年來工業農業產品比價關系不合理，致使農產品的相對價格偏低，從而使農產品供給減少，由此帶來價格上漲，這屬于市場機制正常的自發矯正。我們認為，由農產品價格上漲所引致的物價指數波動是一個暫時性的擾動，經過一段時期的政策調控或者市場調整，農產品價格自然會趨于合理，屆時這個擾動的效應會自然消除，經濟能夠重新步入正常軌道。然而如果此時進一步加大調控力度，那么從長期來看，由于經濟政策時滯性問題的存在，當農產品供給提高后可能正值緊縮性貨幣政策逐漸顯示效果的時候。屆時，市場的有效需求將會受到抑制，農產品價格可能會再次出現非理性下跌，從而使得國民經濟偏離正常軌道運行，政府可能會陷入新一輪宏觀調控的怪圈。

因此，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需要注意政策的時滯性，不能夠機械化、簡單化的針對當前的經濟指標，逢高便疾呼緊縮政策，逢低便呼吁擴張政策，而是應該理性地分析影響這些經濟指標波動的深層次原因。當前，政府在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并且短期效果不顯著之后，更應該謹慎決定是否進一步加大調控力度，避免在本輪調控之后，再次步入通貨緊縮的時代。

（作者單位：常清，中國農業大學期貨與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朱璐璐，北京大學財政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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