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關注價格的不同反映了香港與內地市場化程度的不同。對香港人而言，肉價是靠市場調節，與政策無關；股價由炒家及投資者自己負責，政府沒法負責；唯獨房價，香港政府不能不管，因為香港土地供應之多寡、拍賣底價之高低都由特區政府一手主導。房價太貴、使人無立錐之地，人們將唯政府是問：房價太便宜、使得一眾小業主成為負資產的苦主，人們也會向政府叫苦。這都是因為香港房價是政策價。

上述分析方法對中國內地同樣適用，但結果不同。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內的房價、肉價都是政策價，唯獨股價是市場價。石鏡泉據此判斷，在中央政府的工作日程表上，肉價、房價才是重中之重，價中之價；而股價在中央的工作日程上不會排在很前的位置。

這個結論有合理之處。要當好中國的家，就必須讓人民有溫飽。溫飽既是一個政治任務，也是發展的基礎。因此，每當有影響基本溫飽的事出現時，那就是中央政府的大事，在優先度上會立刻被提升到最重要的級別。按這個邏輯，當三個價格出問題時，肉價當然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房價，因為房價涉及到居住，仍屬于溫飽范疇。

然而在我們看來，雖然股價沒有房價、肉價這樣的“政治重要性”，但它也反映了事關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在數千萬人投身股市、相當多的普通人甚至投入大部分身家的時候，股市就成了一個事關社會和諧的重要領域了。在中國的投資者成熟度和市場規范度都還沒有充分建立起來的時候，股價變化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不容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是，股價劇烈變化可能會對中國金融體系產生沖擊。中國金融體系現在仍處于流動性過剩的狀態，但股市變化已經到了改變流動性格局的程度了。根據我們的調研，前4個月股市吸引了大量資金，國內一些銀行(既有國有銀行、也有股份制銀行)已經感受到流動性吃緊了。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在加強對股市的調控。繼5月18日央行連出三招緊縮政策之后，財政部又決定從5月30日開始上調印花稅──從千分之一上調到千分之三。這一政策立刻對股市產生了影響(30日收盤時，上證指數下跌281.53點，跌幅6.5%；深證綜指下跌92.99點，跌幅7.2%)。這一政策的出臺，足以顯示中央政府對股價并無任何輕視。

所謂中國特色在于，龐大的處在轉型中的中國經濟與社會體系異常復雜，整體上在向市場經濟轉化，但任何價格又離不開政策。因此，中國的肉價、房價和股價，只有眼前與長遠的緊迫性之分，重要性上并無差別。隨著中國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三個價格都應該交給市場來確定，政府最終會從中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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