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集體漲價正在變成一種極易感染的“流行病”。先有局部的拉面集體漲價，再有波及所有消費者的方便面和中式快餐集體漲價，價格壟斷聯盟，似乎已經成為無往而不勝的“武器”。不過，且慢悲觀，集體漲價并非屢試不爽的靈丹妙藥。據報道，重慶洗車行業600多家洗車行三次聯手漲價，都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調控下，紛紛宣告夭折。(《新京報》8月1日)

與蘭州市物價部門靠“限價令”應對集體漲價做法不同的是，重慶市物價部門在洗車行三次集體漲價過程中，從未動用過行政權力對市場價格進行直接打壓，而是完全仰賴市場“看不見的手”，來化解集體漲價所帶來的民生困局。

兩相對比，一個基本的結論是，對于市場問題，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要遠勝于公權的強行介入。蘭州市物價部門強行推出“限價令”后，牛肉拉面“只見拉面不見肉”的現象屢見不鮮。凡此種種，無一不說明公權強行介入市場，無論有著怎樣的行政善意，也難免會起到適得其反的調節效果。反觀重慶市洗車行集體漲價，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不僅讓價格歸位，同樣也讓服務與價格相稱。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對于市場問題，只有窮盡市場調節并無成效后，吁請公權干預或者公權主動干預才有合法性依據。事實上，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指出的那樣，對于那些進入門檻比較低，而且市場主體比較分散的行業，所謂的集體漲價不過是“紙老虎”，禁不起任何風吹草動，以至于堡壘最容易從集體漲價的“同盟者”中被攻克。重慶市洗車行三次集體漲價均宣告失敗，就是對這一點最好的詮釋。

其實，集體漲價并非洪水猛獸。對于集體漲價的“非法性”，不少人總是拿出《價格法》第十四條第一款，即“經營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損害其他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來進行指責和制止。蘭州市物價部門在推出“限價令”時，就是以此作為合法性理由。但事實上，這是對法律的一種誤解。因為《價格法》的這一規定，采取的并非“當然違法原則”，而是“合理分析原則”。也就是說，集體漲價行為并不當然違法，只有其在造成“損害其他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后果后，物價部門才有介入干預的正當性理由。

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樣，對于那些充分競爭的行業，試圖以集體漲價的方式形成價格聯盟，注定是商家的“致命自負”，價格聯盟的“后院起火”以及消費者的用腳投票，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會讓價格聯盟關鍵時刻“掉鏈子”，根本用不著公權提前介入干預。所以說，對于這樣的“集體漲價”，還是慎用“價格聯盟”的定性。

要知道，法治之下的市場，從來都是防公權干預甚于防“價格同盟”。因為公權力不當介入市場不僅會在局部調控上適得其反，而且也會在宏觀的法治建構上，肆意打開“制度缺口”。畢竟，窮盡市場自我調節無效后，公權才有介入市場的必要，這理應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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