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政府成不了巴菲特，除非政府從一開始就創(chuàng)造出正確的“基因”,否則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失敗是必然的。

亞洲國家政府并不甘心只擁抱美國國債，而是希望手里的巨額外匯儲備能賺取更高的利潤回報。為此，中國和韓國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投資公司（State Investment Companies，以下簡稱SIC），以使用一部分外匯儲備購買其他種類的海外資產(chǎn)。而此前阿布扎比、科威特、挪威、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等國家均已開始了這樣的嘗試。不過，這些國家在SIC運作上的經(jīng)驗可謂苦樂參半。雖然有關這些SIC業(yè)績表現(xiàn)的數(shù)據(jù)信息并不透明，但有很強的跡象表明，其表現(xiàn)堪稱糟糕，獲利能力可能還比不上像指數(shù)基金這樣的被動投資。如果一家國家投資公司期望獲得上佳表現(xiàn)，那么一開始就應該嚴格限定它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

國家投資公司的興起，源于一國政府本著未雨綢繆的目的來存儲額外資金。那些出口自然資源的國家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這些國家通過出口易枯竭的自然資源獲得了高額收入，如果在當下把這些財富揮霍一空，那么在自然資源消耗殆盡之時，國民的生活水平就會陡然下降。進一步說，這樣的做法也會引發(fā)所謂的“荷蘭病”（通過大量出口“神賜”的自然資源致富，導致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加大，并損害該國的制造業(yè)）。當這些國家的個人和公司都不愿持有海外資產(chǎn)時，該國政府就理所當然地增加海外資產(chǎn)儲備，以減少本幣升值壓力，并未雨綢繆。

1950-1970年代的嬰兒潮和后來的“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讓中國目前正經(jīng)歷著一場急速變化的人口周期。目前，中國的勞動力就好像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一樣，高勞動力比率所帶來的高儲蓄率是不可持久的。隨著中國社會開始老齡化，儲蓄率也會下降。這更加突顯中國積累外匯資產(chǎn)的意義：不把所有的儲蓄都用來國內(nèi)投資，如此一來，二十年后，當儲蓄短缺時，外匯儲備就會派上用場。日本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這樣的人口周期，如今，老齡化的日本社會愈發(fā)依賴其海外資產(chǎn)的贏利來維持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向日本學習。

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海外資產(chǎn)之后，它們自然希望從中得到更高的回報，所以，設立像SIC這樣特別的下轄機構就是順理成章的舉動。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國王資本公司（Kingdom Capital of Saudi Arabia）和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此類機構控制著數(shù)千億的美元，在最重要的金融交易中經(jīng)常可以感到它們的存在。例如，國王資本公司就經(jīng)常把大把的錢投到陷入困境的公司——它在高盛和花旗集團的主要股份即源于這樣情勢下的投資。盡管有幾筆成功的投資曾引起了外界的關注，但總體來看，SIC的表現(xiàn)值得懷疑。

SIC的操作是高度不透明的。在我看來，這倒不是因為這些交易屬于國家機密，而是隱藏其乏善可陳的表現(xiàn)。李光耀向外界表示，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在過去的25年里平均每年獲得9.5%的收益（我們沒有其他渠道的數(shù)據(jù)去證實這一點）。而標普500指數(shù)基金也能給投資者以同樣的收益。可資對比的是，擁有類似投資目標的機構耶魯基金會（Yale Endowment）在同一時期獲得了年均16%的回報，而巴菲特則在比這更長的時間段內(nèi)獲得28%的年均回報。新加坡政府已經(jīng)大幅度降低了政府投資公司的投資頻率，使得其幾乎成了一個被動投資者。這表明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模式并不算成功。新加坡已讓另一家政府背景的投資機構淡馬錫承擔更多的積極投資功能，但它的歷史還太短，無法證明其效力。

SIC和美國一些大學基金會之間的對比可以給我們很大啟示：后者是非盈利組織，但其表現(xiàn)卻超越了許多基金經(jīng)理。究其原因，我相信是這樣的大學基金尤其適合這兩點：一是即便在有限的獎金激勵下，也能激發(fā)員工的才能；二是發(fā)揚了諸如“最大化長期價值”的投資理念。成功的秘訣是以最佳的價位獲得資產(chǎn)類別，并將選擇有價證券這樣的工作交給最優(yōu)秀的基金經(jīng)理來打理。

與此相較，SIC沒有創(chuàng)造相應的環(huán)境吸引人才加入，其組織結構更類似于一個政府機構，靠政治需要來決定關鍵人事任命，缺乏一個成功的投資機構所需要的獨立和創(chuàng)造性思考的特質。除非政府從一開始就創(chuàng)造出正確的“基因”，否則SIC的失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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