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國的另一半人口紅利

2010年1月16日，由《經濟觀察報》報社主辦的“2009年度觀察家年會”在北京舉辦，本次會議主題為“中國再出發”。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直播。下面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演講。

主持人：感謝王建老師的演講，我們記得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建老師有一個很著名的思想，就是中國參加博弈經濟大循環。接下來我們要請第三位演講嘉賓，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他的題目是中國的另一半人口紅利。

蔡昉：謝謝大家，因為我不懂國際經濟，所以我談中國，談2020年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究竟可能會是什么樣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實現了我們自己前所未有的以及和其他國家的歷史增長都高于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多人說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的說是改革開放成果，因為第一，很多項重大改革只有一次性效益，比如家庭承包制改革示范效果就是一次性，80年代中期就結束了。第二說任何改革開放制度變遷所創造的經濟增長，潛力都會通過具體的源泉、具體的引擎真正的釋放出來。

因此來說我們還要去分析，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究竟來自于什么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結果，其中一個相當多的人同意是來自于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的意思就是我們處在一個特定的人口轉變階段，這個人口轉變帶來了比較好的人口結構，特別是人口年齡結構，這個人口年齡結構保證了兩條，第一勞動力需求供給，第二高儲蓄率。因此有了這兩條促成了經濟增長額外的源泉，我們叫做人口紅利。

我自己和同事也做過一些分析，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中有27%的貢獻來自于人口紅利，或者具體的說，代理指標是人口撫養比，也就是說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供養多少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這個指標在過去一直是下降的，我們的研究結果就是說人口撫養比例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人均GDP增加0.115個百分點，這是我們所說的過去的人口紅利。

相當多的人，包括人口學家、經濟學家也預測了，說中國的人口轉變再繼續，這個繼續如果說過去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總量不斷增加，比例不斷提高的話，那可能未來人口的轉變的結果就是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作為預測的話，大概在2013年開始，我們的人口撫養比就不再下降，就停止下降，從那以后人口撫養比上升。也就是說未來從2013年以后會不會人口撫養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人均GDP會下降0.115個百分點，這提出了沒有我們原來意義上的人口紅利的情況下，人均撫養比，我們的人均增長速度怎么保持，可持續性來自何種源泉。

我想任何一個國家，都會經理一個特定的人口轉變時期，消耗掉過剩勞動力，隨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比如用技術替代人工，用資本替代勞動，這不是壞的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也不意味著一定會消失經濟增長源泉，要看新的增長源泉。除此之外我寫過一些文章，說我們有兩種人口紅利，或者我們分別叫第一次人口紅利和第二次人口紅利，第一次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早期出現的現象，就是說我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多，導致人口勞動力的供給充足和高儲蓄率。這部分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之后我們還會產生，如果治理允許的話，還會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紅利，繼續利用人口轉變造成的人口年齡結構的特征。比如說在老齡化的情況下，如果有好的有利于積累的養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儲蓄率。如果我們有好的健康的保障，有好的教育水平的話，那么我們仍然可以把勞動年齡、退休年齡往后推延，繼續保持勞動力充足。何況還有勞動力市場的改進等等有很多潛力挖掘出第二次人口紅利，這是指人口轉變到特定階段仍然可以有人口紅利。

但我今天想說，既是我們原來意義上第一次人口紅利其實我們也只用了一半，也就是說我們至少還應該有一半的潛力可供我們挖掘。我們知道中國人口紅利的具體體現，我們直接看到就是農村勞動力大規模的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這個轉移形成了中國的民工潮，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這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推進，這是來自于勞動力的流動和他們流動的越來越穩定、持久、固定化。這些東西都為我們創造了是具體的人口紅利的表現，他們收入增長之后，他們消費的擴大、他們進城以后對城市基礎設施的需求的增加以及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人力資本貢獻的增加等等各方面因素，這是具體的人口紅利如何實現的。

我們也知道，中國城市化在過去30年里，每年的增長速度是3.2%，不是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而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每年是3.2%，過去20年里是每年29%，過去10年又是3.2%，這個速度是什么樣的速度呢？我們比較一下，說如果我們看全世界的經驗，把世界所有國家、年份的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列出來的話，在中國現在大概有45%的城市化率階段上。我們按世界標準說，我們年平均城市化率增長速度應該是0.8%到1.6%，也就是說過去是超常規的城市化速度，這個速度我們未來不一定能保持了。

與此同時，我們的人口結構在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城市不增加了，今天能增加是因為農村勞動年齡不斷補充，到了2015年前后，農村的勞動年齡人口也不再增加，城市化的速度不會發展那么快，但城市化仍然有潛力，即使不能保證3%、2%的增長速度，即使不是1%的增長速度，我們仍然也有城市化潛力。因為到目前為止46%城市化率是用統計上的常住人口達到的，也就是說農民工進城工作超過6個月就記錄下來。如果真正城市化率是46%，那和非農人口化率比較，只有33%，也就是說中間有12%個百分點的差距。如果把33%真正變成46%的話，我們城市化速度可以實現城市化真正的要求。為什么？農民工盡管進城了、常住了，如果他沒有成為市民，他對養老保障制度的貢獻幾乎為零，他對城市基礎設施、城市建設的需求的貢獻也非常小，被大大低估，他轉變生活方式，消費拉動成本也沒有發揮出來，對勞動力素質貢獻也沒有發揮出來。

因此另一半人口紅利在哪呢？在于把進城的農民工和沒有進城的農民工，真正變成市民化，當他作為勞動力作為城里打工，轉變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做貢獻，這兩者之間至少有相當大的潛力是可以開發出經濟增長的源泉的，因此這是我說的另一半的人口紅利，何況我們相信，不可能未來是零的城市化率，我們仍然會繼續增長。除此之外，深度城市化，把農民工變成市民的人口紅利的挖掘只是一個例子，其實我們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消除勞動力流動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礙，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訓水平，把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成質量優勢等等，都可以開發現行的人口紅利，繼續開發，仍然是屬于一半的人口紅利的部分。那一半即使開發完了，我們還有第二次人口紅利，那是需要另一些制度安排可以獲得的。

因此我們說，至少在2020年以前，我們仍然可以利用中國的人口紅利來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這之后也許還有機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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