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29日 02:13第一財經日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財大氣粗的華爾街往往拿著支票把WEF年會變成了交際場所

殷賅

1971年1月24日，克勞斯·施瓦布來到瑞士一個山谷的那天，美國迷幻樂隊Grateful Dead的“Truckin”一曲剛剛出現在歐美的排行榜上。

靠著別人捐贈的2.5萬瑞士法郎(當時約合2.4萬美元)，施瓦布那次請來全球450位各領域的領袖開了14天的會，此后年年如此。當時，它被稱為“歐洲管理論壇”，1987年更名為世界經濟論壇(WEF)。

時至今日，WEF的會期已被壓縮至5天，今年的嘉賓也從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到影星安吉麗娜·朱莉，共達2500多人，而其要討論的議題則比以往倍增。

已經71歲的施瓦布近日接受彭博電視臺采訪時說：“我最擔心的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太多、太復雜，這將導致人們采取鴕鳥姿態——行事不太愿意考慮全球利益，而只考慮本國得失。”

初衷是否實現

在其所寫的關于WEF 40年歷史的著作《世界經濟論壇：塑造歷史的伙伴之頭40年》中，施瓦布說，他能留給世人的遺產是“一種將歐洲公司管理者及其利益攸關者拉到一起的謙恭而具開創性的嘗試，這種嘗試如今被認為是世界上首要的多層面利益攸關者平臺，這個平臺供人們解決全球議程上最急迫的事務。”

施瓦布寫道，達沃斯年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變化最初的蛛絲馬跡在這兒被首先察覺的地方”。

而這位日內瓦大學商學院教授創辦WEF，目的是“改善世界狀況”，至于這個初衷是否得到實現，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金錢譜系：世界金融史》的作者尼奧·弗格森說：“達沃斯達到了一個有價值的目的——迫使那些全球要人們都來開會，并且在一個相當‘不可能’的地方形成了一個臨時的全球中心。”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和政治學教授、WEF的“全球領袖”(嘉賓)之一拜里·埃岑格林認為，WEF未能實現其遠大目標，“人們很少會在很大的公眾場合宣布特別新的事情。在21世紀，我們可以無需去瑞士的一座山上，就能通過互聯網得到一大堆那種東西。”

全球對話的上佳場合

施瓦布還推動WEF幫助應對全球的災害和沖突。1974、1975兩年，達沃斯給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提供了平臺，使其得以表述石油危機對其國家的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而富有的工業化國家所受影響要小得多。

從那以后，施瓦布著手將WEF轉化為西方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橋梁；上世紀80年代初，WEF還開始舉辦中國和西方領導人之間的對話(WEF也是與原中國國家計委建立合作關系的首個國際非政府經濟組織)；此外，WEF幫助構思了兩德統一的藍圖，還成為全球化的孵化器；1979年，WEF為了安撫爭論不休的全球領袖，還請英國前首相希思在達沃斯年會期間指揮了一場慈善音樂會。

最大失敗：未讓華爾街警醒

施瓦布表示，他最大的失敗是沒能讓華爾街意識到此次金融危機來襲的前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施瓦布說：“金融界不聽。他們被告知經濟基本面的種種嚴峻現象表明我們情況危急，但他們充耳不聞——完全是心理上抗拒。”

他也承認，WEF當時未能勸服全球金融領袖，一部分原因是財大氣粗的華爾街往往拿著支票把達沃斯年會變成了一個交際場所。以此次年會為例，就有不少于100場交際活動，包括花旗集團出資舉辦的一個雞尾酒會。而花旗去年虧損了16億美元。

“各種派對混了進來，我們對此失控了。人們對這些全球危機是以怎樣的速度、怎樣的復雜程度釀成的，已經喪失了關注。”施瓦布談及為什么連續幾屆達沃斯年會都討論CDS(信貸違約掉期)之類金融工具的荒謬，而來自華爾街的嘉賓們卻未在意的原因時說，“當時達沃斯的形象就像烏鴉嘴，顯得過于悲觀。”

“不能重回不負責任的狀態”

但達沃斯的悲觀并不妨礙彼得·韋恩博格12次出席WEF年會。他曾是高盛公司的合伙人，2005年自立門戶，與人一起創立了投資銀行佩雷拉—韋恩博格合伙公司。

“世界高興的時候，達沃斯顯得沒那么有趣，”韋恩博格說，“而當一切都顯得壓抑的時候，達沃斯就成了一個吸引人的去處。這兒永遠有這么一個潛藏著的問題：‘我們哪里出錯了？’”

至于這個世界——以及WEF——將向何處去，“現在沒人真正知道未來會怎樣，”施瓦布接受彭博電視臺采訪時說，“通脹會出現嗎？通縮呢？但有一點很重要，人們知道，我們不能重回那種不負責任的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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