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無礙“擠泡沫” 結構調整延遲是最大風險

2011年12月19日 01:30
來源：投資者報 作者：潘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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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激素”求生注定是要失敗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稱會議)的“穩”字當頭宣告了決策當局對新經濟刺激的高度慎重，而官方文件的“風險提示”則昭示未來政策將著力防范泡沫風險。

《投資者報》記者近日從接近決策層的人士處得知，會議雖然照例并不馬上公布下一年GDP、CPI、M2等宏觀經濟指標，這些將在明年“兩會”時公布并討論的關鍵數字已在一定范圍內反復研究過。起碼從目前來看，將在明年正式出爐的上述指標可能較今年會有所下調，甚至反映“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財政赤字也可能略有縮減。

這鮮明地反映出，經過2008~2009年“4萬億”投資“大躍進”的痛楚，眼下經濟增長“失速”的風險雖然也引起高層警覺，但在結構轉型的極度迫切性和信貸泡沫對金融體系綿延不絕的威脅下，決策層已決心改換風格。

政策大幅轉向幻想破滅

隨著CPI在9月份觸頂后快速回落，先行指標PMI的下跌提示了經濟增長逐波降速的趨勢。11月的最新數據進一步確認了這一走勢，工業和投資增速雙雙明顯回落，加之出口疲弱，宏觀經濟的內外需皆面臨嚴峻挑戰。

“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并存，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在會議通報中，中央首次提出了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的判斷，這也成為明年經濟工作以“穩增長”為第一要務的基礎。但“穩增長”不是“保增長”，這明確暗示了當局對增長下滑的審慎態度。

11月30日，央行意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激發了市場對貨幣政策轉向的幻想。但實際上，由于10月以來外匯占款持續減少，銀行流動性驟然吃緊，在多數銀行存貸比日益靠近75%紅線的約束下，下調準備金僅是央行為保護銀行必要的信貸功能所作出的應急反應。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12月15日對外表示，準備金率下調不意味著貨幣政策轉向。

“4萬億的后遺癥到現在還沒消除，”交通銀行金融發展部研究員陸志明博士對《投資者報》表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已經充分表明，貨幣放松只是更多地刺激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作用有限，相反還會激勵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出到金融投機市場。這些教訓都表明，吃激素非但不能獲得預期效果，反倒直接影響身體健康，所以現在再大幅放松貨幣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之前的社會討論已經表明虛擬經濟必須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在今年的會議通報中，“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的新提法躍然而出。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穩”字當頭的中央精神表明，在仍對通脹保持警惕的情況下，即使為了“穩增長”，貨幣政策的放松也將是平穩的。明年的信貸和貨幣供給量將只有小幅增加，新增信貸估計為7.5萬~8.5萬億元，中值8萬億元；M2相對于今年實際執行的水平13%左右有所提高，估計為13.5%~14.5%，中值14.0%；財政政策的“積極”，將主要表現為結構性減稅，而不是大規模的投資刺激。

經濟下滑有新特征

“我們預期中國明年一、二季度的GDP增速從今年三季度的同比9.1%下降至7.5%左右的低點。出口將拖累經濟增長，但不會出現與2009年上半年類似的出口大幅萎縮的局面。”野村證券認為，2007年凈出口對GDP增長起到了2.5個百分點的拉動作用，由于外需急劇萎縮，2009年的拉動作用變為-3.6個百分點。凈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一下子減少6.1個百分點對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政府不得不出臺大范圍的財政刺激措施擴大內需，希望借此刺激經濟。但這次，凈出口造成的負面影響遠遠沒有那么嚴重。

多位經濟學家認同，當前經濟增長雖有明顯的下滑勢頭，而且可能在明年一、二季度跌破8%，但與金融危機時經濟從9%快速跌向6%相比較，現在的情況顯然溫和得多。

“即使用刺激政策暫時拉高增速，將來也無法持續。”陸志明表示，“說到底，現在沒有以前高增長時的體質基礎了，就是說潛在增長率下降了。吃激素副作用極大，還會進一步壓低潛在增長率，得不償失。”陸志明認為，經過“4萬億”大躍進式的洗禮后，決策者已然理解了貿然大規模刺激對GDP質量的影響，這一點從中央的表述中可以讀出。

參與決策討論的宏觀經濟協會秘書長王建近日則撰文從另一個角度指出，由分配矛盾導致的生產過剩，是中國經濟下滑的制度性原因。

在他看來，由于國家財政在2008年后將55.5%的新增開支用在了投資上，導致2010年后新增的中國資本形成額當中，政府儲蓄的比重由10%提到了30%。這表明在已有大量過剩產能的基礎上繼續加大了投資，雖然避免了短期衰退，卻加重了未來長期經濟過剩的矛盾，以后只能是走向更嚴重的過剩，這對未來增長會形成持續的壓抑。不僅如此，考慮到至少有30%的固定資產投資來源于銀行中長期貸款，假如發生產能過剩危機，就不得不重視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

失業風險無礙擠泡沫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財經》年會演講時強調，政策刺激措施很容易帶來系統性的財政和金融風險，不能長期化和常態化。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則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后，把“嚴守風險底線”作為當前工作的首位。

本報此前也曾提及，由于宏觀風險正高度集中于銀行業，因此有不少專家提醒要格外慎對政策刺激并及早著手擠壓前期過量信貸產生的泡沫。特別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一個新增重要任務是防范金融風險，這一點也成為今年會議上出現的新內容。

但很多人擔憂，一旦明年經濟增長下滑，外需不振，政策又缺乏刺激力度，大量外向型中小企業倒閉，新一代“80后”農民工又普遍不會種地，屆時就業和社會穩定都會成為執政者最頭疼的難題。

但2008年金融危機后，內地經濟的發展和“民工荒”成為常態的變化，給出口企業倒閉引發的傳統意義上的失業問題帶來了新的轉機。

2008年末至2009年初，受世界金融海嘯沖擊，中國沿海出口企業大量倒閉，不少農民工失業。但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趨勢帶動內地經濟逐步發展起來，加上宏觀經濟在2009年下半年逐漸復蘇，一時的失業壓力很快轉成了更根本性也更持久的“民工荒”。以致這兩年春節里，有不少農民工輸出大省都趁民工回鄉過年的機會，以不輸于沿海發達城市的工資、勞保待遇以及家庭團聚等“誘惑”來盡力挽留寶貴的勞動力留鄉務工。

來自湖北農村的農民吳宇江一家就是個典型案例。吳宇江對記者表示，他今年50多歲，兩個兒子原來都在城里打工，但現在除了小兒子留戀城市，在城里打工外，大兒子已打算回家在附近的鎮里找個活干。

吳宇江說，這兩三年在農村和周邊小城鎮打工的工資漲了不少，“以前幫人家干活，一天掙六七十元，現在有一百元。我自已幫別人養雞，一月都有2000多元。就是喂喂食什么的，也不太累。”

結構調整延遲是最大風險

擠泡沫是個藝術，就像調結構也是門藝術一樣，讓人一時難以下手。

在記者采訪中，有機構分析師表示，一旦明年經濟增速掉到8%以下，引起高層恐慌，加上各方游說，很可能出臺一些小規模的刺激政策，最立竿見影的還是拉動投資，且可能以房地產為主。調結構畢竟是中長期的工作，不是朝夕可得。

對此，陸志明說：“中長期的事情短期也必須要做，否則哪來中長期的成功?不能因為是中長期的工作就推到將來，這是推卸責任。”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中心蔡志洲教授此前接受本報采訪時曾強調，近幾年宏觀政策多忙于“滅火”，對長期發展戰略的研究和推進忽視太多，往往因為一時的波動就調整戰略步伐，致使規劃落空。

陸志明對《投資者報》強調：“越早調結構，騰挪的空間越大；越往后拖，越難成功。尤其是10年后中國經濟增速可能降至5%以下，屆時再來調結構很可能失敗。事實上，中國喊調結構已經有10年了。”

“如果中國不能推進改革，2012年過后宏觀風險將顯現：政府文件顯示，當局已經意識到了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我們的看法是，近幾年宏觀風險已經加劇。”野村證券表示，“為避免宏觀風險演變成危機，2013年初新一代領導人上任伊始就應該迅速推動改革。“十二五規劃”已經列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包括金融自由化和減少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慷慨補貼。這些重要改革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因此我們預期大部分改革重任都會落在新政府身上。因為來自各利益集團的阻力，改革的推進非常艱巨，但改革不力會對經濟增長前景造成很大的影響。”

記者注意到，“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內容開始出現在會議通報中，“提高財產性收入”的內容則悄然消失。財政政策的表述則更傾向于強調結構性減稅，而非擴大投資。

這意味著，為各方詬病已久的由金融雙軌造成的分配不公、資金效率低下等結構性問題必須要由金融體制改革來逐步解決已漸上日程；同時，政策將更加注重實體經濟的發展。

“減稅在推動產業發展上的效果優于加大赤字，因為減少了政府的效率損耗。”陸志明判斷，明年財政赤字會有所削減，降稅也是發達國家通用的政策。但對于政府是否會推出有力度的減稅措施，他坦言：“不好說，理論和現實往往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