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美國經濟學家獲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2)

2012年10月16日 05:05
來源：新京報 作者：沈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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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讀

諾獎緣何六次鐘情博弈論？

近十年來，世界經濟運行出現了許多超預期的新變化、新趨勢和新規律，這不僅讓傳統經濟學理論和模型失去了應有的解釋力，也讓各國決策者在應對一系列復雜問題以及危機治理方面表現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論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和更加科學的方法。

四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危機，也導致了主流經濟學的危機。這一危機的直接體現就是它在面對危機時顯得那么的茫然和無助，既沒有預測它的到來，在危機到來之時又沒有真正應對的良方。

鑒于全球經濟處于十字路口，人們都寄希望于諾貝爾經濟學家的理論能幫助政策制定者們走出經濟困局提供應對之策。

201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埃爾文·羅斯和羅伊德·沙普利，主要是因為“穩定匹配理論和市場設計實踐”而折桂，盡管“穩定匹配理論與市場設計實踐”并不被大眾所熟知，但孳生該理論的博弈論卻早已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也使得此次獲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翻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歷史，從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3位博弈論專家開始，共有5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博弈論的研究有關，分別為：1994年，普林斯頓大學約翰·納什；1996年，授予英國劍橋大學的詹姆斯·莫里斯，隨后2001年、2005年和2007年，又有不同的經濟學家獲獎，而時隔五年之后，博弈論學派第六次問鼎，這在諾獎歷史上不多見，那么，博弈論為何受到如此偏愛呢？

事實上，近十年來，世界經濟運行出現了許多超預期的新變化、新趨勢和新規律，這不僅讓傳統經濟學理論和模型失去了應有的解釋力，也讓各國決策者在應對一系列復雜問題以及危機治理方面表現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論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和更加科學的方法。

目前經濟學出現了一種范式危機，即我們看待問題的思想論、方法論、模型論是有問題的。經濟學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結論可能和事實真相相差越遠。正是這樣的錯誤導致了決策者在金融危機中集體性的誤判。

對經濟危機預見的屢屢失靈和范式的不斷轉換表明，主流宏觀經濟學以強化微觀基礎提高其預測性的方法論是錯誤的，存在著嚴重的理論缺陷和范式危機。作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指導理論，已有的經濟學理論已經難以呈現出經濟世界的真實面貌，其政策導向是錯誤的，更不能預見危機。

而博弈論和演化經濟學讓我們更加關注微觀，關注宏觀決策中常常被忽視的“個體”；更加關注系統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關注經濟演變的過程而不是結果。

博弈論的分支是經濟學的標準分析工具之一，它是以有序結構代替了均衡結構，以漸變和突變代替了靜態不變，在理論上也取得了很大突破。

現實中，博弈論在當今經濟生活中無所不在，上至大國戰略，中至宏觀決策，下至個體投資行為，哪個不需博弈論呢。比如，以房地產市場為例，6月份70個大中城市超三成房價環比上漲，其實就是在政策調控初露松動信號，而很多百姓又對政府調控并不信任的情況下，一些“剛需”恐慌性蜂擁入市造成的，這就跟原先的宏觀決策完全相悖離。

看看當今社會如此迷局、如此變局，2012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博弈論研究者，算是為當前的經濟決策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

□張茉楠(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 反思

數理分析已成經濟學桎梏

回顧近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會發現，過于側重純理論的數理分析、而相對忽視對現實經濟的調查研究，已日益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跳不出的門檻。

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出人意料，2012年的獲獎者更是如此——10月15日，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2012年經濟學獎得主為埃爾文·羅斯和羅伊德·沙普利，此前包括羅伯特·希勒在內的四大熱門人選，最終均名落孫山。

評審委員會對兩位獲獎者的頒獎辭為“鼓勵他們在穩定配置理論及市場設計實踐上所作出的貢獻”。有必要承認，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隨后歐債危機爆發以來，面對動蕩不定的全球經濟，埃爾文·羅斯和羅伊德·沙普利以數理博弈為分析工具的經濟研究，確實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但是，這依然沒有跳出過于側重數理分析的桎梏。

回顧近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們會發現，過于側重純理論的數理分析、而相對忽視對現實經濟的調查研究，已日益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跳不出的門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馬斯·薩金特，憑借數理分析論證宏觀經濟的因果關系，從而獲得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010年的獲獎者為彼得·戴蒙德、戴爾·莫滕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其對“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失業率”的研究，亦是基于交易博弈模型的分析工具；而獲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奧斯特羅姆和威廉姆森，其對于經濟治理領域的研究，在獲獎前甚至不為經濟學界同行所熟知；與之相比，雖然2008年的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因常年為《紐約時報》撰寫專欄而頗具聲名，但其獲獎原因，仍然是基于經濟效益模型對貿易模式和區域經濟所作的研究。

實際上，過于側重純理論的數理分析、而相對忽視對現實經濟的調查研究，早在保羅·薩繆爾森將數學方法引入經濟學研究、并于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后，即已成為主流經濟學研究、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通用研究范式。

正是這種過于“窄化”和過分“量化”的經濟學研究，使得經濟學家日益沉迷于理論自身的推導和論證，而無視于現實經濟的演變和判斷。

基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在頻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歐美經濟學界，卻對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09年后陸續爆發的歐債危機，事前毫無預知，而只能在事后分析。雖然，羅伯特·希勒憑借《非理性繁榮》一書，曾一度被贊為“先知”，但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10年前的“歪打正著”。

當然，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和多樣化的金融之下，通過更為嚴謹的數理分析，闡述和論證經濟學理論，不僅必要、且更應倡導。但是，過于脫離現實經濟的土壤，而陷入純理論量化推導的經濟學，則必然會令其逐漸失去對當下經濟的判斷、以及對未來經濟的指導作用，更難以產生偉大的經濟思想洞見。

諾貝爾經濟學獎研究領域的日趨窄化、研究方法的日趨量化，不僅讓普遍民眾難以真正理解，更逐漸引起經濟學家自身的反思。

80年前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還曾自豪地認為，“政客大抵是經濟學家的思想的奴隸”，但在2009年，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卻發表了有自嘲意味的觀點：“為什么經濟學家如此不靠譜？”

□楊國英(財經評論人)

- 眾說紛紜

@杜麗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客觀地講，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學的發展進程以及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它不可能概括經濟學的全貌；它能夠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但是它不可能決定經濟走向或發展趨勢。因此，我們必須理性地看待諾貝爾經濟學獎。

@姚樹潔(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世界銀行經濟顧問)：在中國，例如，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地區差別，行業差別，政府的功能等等，每一個都和資源配置，市場設計有密切關系。這個理論不是新理論，而是大家每天都接觸到的。他們得獎，只是在理論和實踐中把其規范化而已。不過，對中國當前的結構調整非常有意義，它告訴我們為什么要調整，挑整的目的和手段。

@黃少卿(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兩位從事純理論研究的博弈論大師。讓所有的預測家都滿地找眼鏡去了。其中埃爾文·羅斯主要從事博弈論中match和bargain方面的理論研究，而羅伊德·沙普利主要從事合作博弈研究，討論合作團隊中誰是最重要的人，即誰能夠給團隊帶來Shapley value(沙普利值)。

@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一般來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獎給某個理論的代表人物的。比如博弈論、理性預期、行為經濟學等。這個理論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實踐考驗，所以得獎者年紀一般較大。

@李稻葵(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講席教授)：Roth我不熟，我畢業后哈佛才把他從匹茲堡大學挖過來。Shapley的工作極其完美且實用，我的一些研究經常用到。他基于幾個公理性假設，推出一個團隊中每個隊員價值的算法。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約理論)的產權理論需要這個算法。一些“新馬克思”學者據此定義剝削，即資本超額收益。

新京報記者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