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改革到了臨界點 調整既得利益格局要下決心(2)

2012年03月12日 08:08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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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

新京報：有人覺得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形勢一片大好。

宋曉梧：確實，有些學者和官員，認為經濟發展這么快，形勢很好。對比歐美現在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更是認為我們一枝獨秀。照原樣堅持干下去，過15年、20年，GDP總量世界第一了，經濟、社會問題自然會解決。這種觀點仍然是“唯GDP”論。好像人均GDP發展到了1萬多美元，經濟、社會問題就自然解決了。這是本末倒置。如果我們不解決當前的經濟結構扭曲、不解決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我們的經濟就很難再有比較平穩的增長，而且將來社會可能出現大問題。

新京報：你剛才講了經濟結構扭曲，會帶來什么問題？

宋曉梧：南美各國的經驗教訓很多，可能導致發展停頓、中斷，社會矛盾劇烈爆發。我們的收入分配差距，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跟我們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國家。如果再繼續擴大，很危險。收入差距問題，已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

新京報：收入分配直接影響普通人對經濟發展的感受。

宋曉梧：現在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在國內，一部分有錢的人，可以買30、50套房在那里等著漲價，普通老百姓連一套都買不起。我們現在的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上層的一小塊，中間很細，下面一大塊。這樣下去，兩極分化會造成社會的斷裂。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最大的特點是共同富裕。如果分配差距過大長期得不到解決，會嚴重損害社會的凝聚力。

新京報：收入分配改革，現在似乎推動的阻力很大，阻力、困難到底在什么地方？

宋曉梧：困難在于收入分配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涉及到社會管理，也涉及到既得利益格局的調整。比如行政性壟斷行業，享受行政壟斷的優勢。我們的行業差距過大，但有的根本不承認有行政性壟斷行業，調整起來都很難。

三公公開關鍵在社會監督

新京報：關鍵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不容易。

宋曉梧：要調整既得利益格局，比較困難。這種調整，和剛開始改革開放不一樣。上世紀80年代剛開始改革開放是打破大鍋飯、平均主義，使大多數人得益。現在要調整利益格局，收入高的那部分可能有點損失。國家財力大大提高了，“提低”有了本錢，但“限高”很難。如果“提低”的速度趕不上高收入者的增長速度，收入差距還會擴大。

新京報：具體該怎么做？

宋曉梧：關鍵要下決心。比如，行政性壟斷行業收入過高問題，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國務院會議上就說要解決，至今舉步維艱。

新京報：有些試點已經啟動，但推進比較緩慢，比如官員的財產申報。

宋曉梧：用不著試點。就是下不下決心，從上到下。

新京報：你支持官員財產公開嗎？

宋曉梧：我當然可以，我有多少房產，多少財產，老婆孩子干什么的，都可以。

新京報：從去年，中央開始公布部委“三公”數據，有人反映看不懂，太籠統。

宋曉梧：這算是很大的進步。一些數據我也看不懂，不知道為什么有的部門花的錢那么少，有的部門花得那么多。我也沒有條件去核實這些數據。其實問題的關鍵在于有沒有社會監督，只靠部委自己公布還不夠。

中央應協調各地基本公共服務標準

新京報：現在有說法，月收入7500元都沒有安全感。

宋曉梧：改革初期人均200多美元，現在4600多美元，眼看奔5000多美元了。但好像社會不穩定的情況還增加了，怨氣多了，不安全感多了。

新京報：普通人的安全感怎么增加？

宋曉梧：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能夠走回頭路，再搞鐵飯碗，大鍋飯。社會保障應該更加完善。近年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有很大進展，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基本全覆蓋了。

但社會保障體系也存在問題，如社保的“逆向轉移”。二次分配，應該彌補一次分配的差距，這是社會保障的基本功能。但現在我們的二次分配在一些方面甚至擴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成了“逆向轉移”。

新京報：你去年的提案要求解決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雙軌制問題。

宋曉梧：這個問題提了多少年，還是解決不了。社會保障是中央定原則、框架，地方定具體的標準、實施細則。這樣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越有錢提高當地的保障、福利水平。結果收入分配的區域差距隨著二次分配逆向轉移，差距更加擴大。當然，中央對欠發達地區有轉移支付，還有扶貧項目，那是縮小一次分配差距的。我很擔心二次分配擴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新京報：社會保障的區域差別也很大。

宋曉梧：對，過去是地方定標準、地方定實施細則，應該改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事權，要適當、適時提到中央，由中央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同時要建立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機制，保證全體國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新京報：你意思是這些標準都由中央層面定？

宋曉梧：應當由中央協調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務標準。

新京報：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你怎么看？

宋曉梧：現在改革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何劃分。必須劃定政府和市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