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頂層設計釋放三信號 應建改革協調機構

2012年03月12日 10:07
來源：人民網 作者：耿寬謀

字號:T|T

0人參與0條評論打印轉發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人民網記者 耿寬謀攝

3月7日上午十一點多，北京國際飯店，記者如約來到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的房間。遲福林剛從醫院檢查身體回來。

初見遲福林，一種親切感油然而生。說話不瘟不火，但聲音磁性十足。他談起改革話題來，如同見“老友”，娓娓道來。在記者和遲福林的對話過程中，他思路清晰，善于概括，經常使用“第一、第二”條縷清晰，回答完了不忘最后總結一下。然后干脆又自信地向記者提出“下一個問題”。采訪比想象的順利，非但沒有因“不留情面”的問題而讓遲福林尷尬，相反，這個“不留情面”的問題就在他的一句“這個問題問得好”中開始回答了。

遲福林，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會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自稱一個“老體改人”。遲福林從1986年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算起，到現在擔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已四分之一個世紀多了。此間，他的工作都圍繞著“改革”。

2012年兩會，正值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改革”這個詞成了很多代表委員關注的核心詞，也頻頻被媒體重重報道。

兩會開幕后不久，記者收到了遲福林的大會發言和提案。其中“建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的建議”的大會口頭發言材料讓記者尤為關注。遲福林身上有著“改革的印記”。在發言材料中，遲福林認為，“我國30多年的改革實踐表明，無論是改革的總體思路的形成還是單項改革的突破，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制都至關重要。”他強調“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進改革。

遲福林從三個方面給出了建立中央層面改革協調機構的“支撐”。一是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的改革處于重要的歷史機遇期，二是改革進入重大利益關系協調的關鍵時期，三是新階段的全面改革。在遲福林看來，這三大現實需要建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

隨著對話的深入，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們究竟是否需要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

記者：遲委員，請您簡要介紹下目前的改革協調機構。

遲福林：目前我們的改革協調機構是國家發改委。國家發改委作為改革協調機構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遠不能適應改革對于協調機構的需要和要求。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國家發改委偏重負責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很難把改革擺在一個重要的、突出的位置。第二，目前的改革需要協調的內容更多了，不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的協調，還涉及到社會、行政甚至政府的協調。國家發改委作為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很難對其他方面進行全面地協調。第三，國家發改委受到部門利益限制，它既管理宏觀經濟政策、又負責重大項目的審批，很難超越部門利益，做好比較有力的改革協調。

記者：現在改革對協調提出了哪些新需求？重點體現在哪幾個方面？

遲福林：主要有幾個問題：一是要超越于利益。我們現在改革中最大的問題是利益失衡，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問題很突出。如何超越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進行改革的綜合協調，這是一個需求。第二面對利益失衡突出的情況下，這要求改革的協調機構一定要超脫部門利益。三是現在的改革遇到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現在的改革和過去的改革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在加快市場化的過程中遇到很多新問題新矛盾，比如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面臨一些新挑戰。這些新問題需要有一個統一協調的問題。

記者：您能說說遇到了哪些新矛盾新問題？

遲福林：比如，改革遇到最大的一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從社會發展來看，我們公共產品短缺；二是從改革本身來看，現在利益關系失衡，這是最突出的矛盾。這種情況下如何協調利益關系、如何提供公共產品，如何以政府公共服務為中心推進政府改革，都需要有個新的方案、新的改革路徑選擇。比如社會管理創新，就是在社會管理過程中盡可能地滿足老百姓的社會利益訴求。利益表達是不是公共需求？如果是公共需求，要不要建立一個提供公共產品的途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轉型政府轉型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國有資本戰略重組。現在，任何一項改革都超越了這項改革的本身，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原來把它作為社會領域的改革，但現在它又涉及到經濟利益里的初次分配，還涉及到社會領域就的再分配，更涉及到政治領域。要建立收入分配的基本數據，就需要財產公開。面對這樣問題，沒有高層次的協調很難做。任何一項改革都具有多重屬性，這需要一個能夠統籌多方利益又能超越部門利益的協調機構。

記者：“頂層設計”屢屢被重提，您認為這釋放一個什么樣的信號？

遲福林：在我看來，釋放了三個信號。一是現在的改革背景情況同以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需要新的藍圖新的行動路線；二是已經認識到了改革的深刻性復雜性，利益關系失衡引發的問題更深刻更復雜；三是改革需要加強綜合協調。概括起來說是改革的背景、改革的特點、改革的協調，這三大信號。

記者：您會給出“頂層設計”什么樣的建議？

遲福林：在我看來，改革的“頂層設計”，第一目標很重要。我概括為“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以協調利益關系為主線，以結構調整為重點”。第二就是改革重點在五大方面，除了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說的理順五大關系(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理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理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我概括為20字：“消費主導、均富優先、歷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第三，建立中央的高層面的改革協調機制。

記者：你提出建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是要恢復國家體改委還是要新設置類似的一個單獨的部門？這樣的部門的規格與特點是什么？這樣的部門會不會參與具體的管理活動？

遲福林：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要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屬于中央層面的、中央級。因為現在的改革已經超越了某一項改革的本身，只有中央層面的改革機構才能擔當的。比如，過去國家體改委以經濟改革為主，現在的改革是經濟、社會、政治多個領域融合在一起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很突出。第二、由中央高層領導來主持工作。當年國家體改委是由國務院主要領導出任領導的。第三、這個機構本身要做三件事，它是改革決策咨詢部門、指導部門、協調部門。不是說哪一項具體審批歸它管。國家體改委一開始一直超脫利益，只是后來在股份制審批上有些利益參與其中，才導致了后來的矛盾。我1988年就是海南體改委主任，又擔任審批辦的主任。

最后，希望不要把這個機構做虛，而應該做實，這個很關鍵。如果做虛了又會陷入無法協調的境地。

記者：您提出建立中央改革協調機制。出發點是什么？是個人的因素還是改革的需要？

遲福林：你這個問題問得好。我不大贊同單純地恢復過去的體改委，因為現在的改革特點已經不一樣了。對于我來講，我對改革有一種情感，把改革作為一種事業、一種責任、一種追求。我懷念國家體改委，但我絕不贊成簡單地恢復。

今天提出建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完全是出自于改革的需要。在利益協調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們很多中央出臺的政策不是不好，可是到了下面就“走形變樣”了。同時，加上一些改革滯后，有些改革中央提出來了沒人推，比如行政體制改革，比如大部制，等等。大部制的核心行政的三分制，決策、執行、監督權既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在我看來，目前大部制離這個要求還差得很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改革協調機制，很多工作推動起來很難。

記者：您預期這樣的改革協調機構什么時候能成立？

遲福林：我個人希望十八大以后能夠成立。(記者耿寬謀)

委員簡介：

遲福林，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會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