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海南：收入分配受阻既得利益 控高收入難度最大
歷時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終于越來越近。
此前，有消息稱國家發改委已經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級以上官員對《方案》的意見。
國務院批準的發改委《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提出，今年“抓緊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對于改革方案為何遲遲不能出臺，制定過程中存在的爭議與難點，本報記者專訪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
既得利益者形成阻力
《21世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從2004年開始醞釀，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出臺，主要有哪些阻力？
蘇海南：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收入分配本身，也涉及到與收入分配相關聯的經濟社會體制，涉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改革的復雜性，要求對這些問題形成清晰的思路，并且明確各種可行性政策，這是需要較長時間。
也正由于其復雜性，各方形成共識比較困難。大家看問題的角度觀點、掌握有關情況的來源不一樣，在沒有充分論證的前提下，形成共識比較難。
按照“十二五”規劃，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關系，得益較多的群體，屬于被調整方面。既得利益者不愿受到損失，形成一定阻力，所以就拖得比較久。
《21世紀》：達成共識比較難，主要的分歧有哪些？
蘇海南：收入分配問題的存在就有分歧，但宏觀上不反對改革。
就具體的分歧點來看，比如前段時間關于“兩個比重”低還是不低的爭論，有的認為低有的認為不低。
《21世紀》：有學者拿金磚四國的數據做橫向比較，以說明中國兩個比重并不低。您怎么認為？
蘇海南：現在掌握國外相關數據本身不容易，兩個比重的定性和定位也不盡完全相同，因此比起來就會有不同的結論?？v向跟歷史比偏低，十七大也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因此我們不必太過糾纏。
提高低收入爭議大
《21世紀》：除此外還有什么分歧？
蘇海南：現在不合理收入的差距偏大，基本形成共識，但現在這個共識又有了不同看法。
尤其是對問題產生的原因，有人認為主要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過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財富分配不公。
就我個人認識而言，收入分配出現問題，首先是分配制度出現了問題，其次是經濟社會體制的一些弊端，其中包括政府對微觀經濟領域干預過多。
有的人說解決措施就是政治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但我覺得這樣講是不全面不正確的。首先我們的分配制度要進一步改革完善，包括財稅體制、工資制度、農民收入分配、要素的分配制度都要進行改革，同時也包括要打破壟斷。
《21世紀》：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哪個更重要？
蘇海南：對問題的看法不太一樣，對產生的原因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因此整個思路也會有不同看法。
究竟是在一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上做文章。我的觀點是，一次、二次分配都要改革，但是現階段更重要是初次分配領域，因為我國收入分配、財富分配主要問題出在初次分配領域。
《21世紀》：方案討論過程中爭議較多的是什么？
蘇海南：現在爭議比較多的就是“提低”，在相關財稅減免相關的支持很難達成共識，難以操作。
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稅該減的也減得差不多了，沒必要再減了，這是一種看法。另外就是企業減稅和工資增長是沒法掛鉤的，而且這樣操作容易形成一種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過度干預。
對于低收入群體，還是要想方設法制定最低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但今年和明年最低工資不要提過多了。
《21世紀》：為什么短期內最低工資不宜提高？
蘇海南：GDP增速下降了，不可能像前兩年最低工資提20%，但是提百分之十幾也是可以的。
初次分配里還有結構性減稅，即如何能夠落實到位，然后減輕中小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費用負擔。比如，在初次分配里面，如果能把高速公路收費徹底減免，整個運輸成本就會減掉大半。對于整個企業效益的增長有利，在此基礎上為職工增加工資提供了空間。
另一個就是轉移支付，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以及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最后就是控制好CPI過快的增長。
控制高收入難度最大
《21世紀》：收入分配改革領域，你認為最迫切的是什么？
蘇海南：在初次分配領域深化好改革，還有就是要“提低”、“控高”。 從解決的難易角度來看，“提低”的可行性最高。比較難的就是調控過高收入，因為這個是既得利益的調整，阻力和調整都比較大。
《21世紀》：“控高”的攻克難點在哪？
蘇海南：“控高”應該來說可以攻克，央企這塊通過2009年的105號文件，已經達到一定的效果。對金融央企的調控也發揮了一定作用，現在對母公司、分公司、兒子孫子輩公司還要進一步抓落實，地方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公司還沒有什么人管。
另一塊是對上市公司還要有規范，不能光對國有企業控高。
《21世紀》：關于上市公司沒有達成共識的主要是哪些方面？
蘇海南：對于上市公司的薪酬，有人認為市場的就由市場去定。現在有薪酬委員會提出方案，董事會批準股東大會決策，好像是沒問題了。但實際上，恰恰是在這方面是有很大問題的，不但中國有，華爾街也有，全球上市公司都有問題。
本質上講還是高管自定薪酬，所以應該修法，在法律上形成內部制衡機制，在這方面并沒有完全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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