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中國模式是過渡性體制 需要進一步改革

2012年02月04日 22:16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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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

鳳凰網財經訊 2月4日-6日，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二屆年會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市場的力量--紀念鄧小平‘南巡’二十年”。鳳凰網財經作為合作媒體，全程圖文直播本屆論壇。

論壇進入第二階段——思想互動空間：市場、政府和企業家精神——重溫鄧小平市場觀，博源基金會理事長、招商局集團和招商銀行前董事長秦曉率先演講，在演講中秦曉稱，不贊成中國模式的提法。他認為，中國模式是一個過渡性制度安排，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團，如果完全是計劃經濟，可能沒有那么多尋租，政府官員沒有么大權力，如果完成進一步改革，這個東西也沒有，在中間這個階段，產生大量的盈利空間，造成很多人尋租。

以下是文字實錄：

秦曉：現在是不是堅信市場力量變成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張維迎的講話受到這么大歡迎？張維迎沒有講什么深刻的東西，講的都是市場經濟當中的一些基本的共識。張維迎的聲音現在不多了，如果大家都這么講，我想張維迎也不需要這么富有激情講這么多話。原因何在呢？從全球來看的話，大家都看到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機出現了，就是我們講的發達體或者市場經濟主體的國家。

那么在中國就產生了一個中國模式論，產生了一個北京共識，對應華盛頓共識，就認為我們這種體制好。我是不贊成這種觀點的。當然我并不是說否認有一個中國道路，有一個中國的模式，我是不贊成有些人把它包裝成一個中國模式論。為什么我不贊成？首先我們對發達經濟體，我們叫現代國家的認識深度不夠。我們往往說它碰到了危機，它出了問題，就得出來一個結論，就是它的制度有問題。我覺得這種思想方法要徹底調整。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有短期利益、長期利益，有各種不同集團的利益。什么叫一個好的機制？不是說這個機制不犯錯誤，或者說不發生危機，而是在于這個機制能不能有一個自我調節的力量去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犯了錯誤之后能改正。這個自我調節的力量不是靠某個智人、某個圣人，而是靠一個民眾的力量、多元的力量、社會的力量。

所以我們不贊同過去經典作家說的它們西方有一個結構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比如說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的社會性，這樣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我認為應該像馬克斯-韋伯講他們是一對張力，是兩種不同傾向的人。一種人可能更相信看得見的手的力量，一種人更相信看不見的手的力量；一種人更愿意獲得自由，就是我把我應得的錢拿到，我該交稅的交，我自由運用我的錢，一種人更相信福利，我把稅收提高了，財政的赤字搞大了，然后由政府來給我福利；一種人關注短期的經濟問題，一種人關注長期的經濟動力；一種人關心公平，一種人關心效率。

這些人是有不同利益、不同理念的，但是他們之間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我不認為如果在西方，我們說的發達經濟體搞投票的話，大家會贊同采取中國這種模式。盡管可能有一些左派經濟學家去這么說，有些人寫的書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如果讓大家投票，我不相信他們會投票贊成美國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價格要管制，注冊公司搞交易要經過審批，我認為美國大部分人是不會贊同的。就像我們當年說東歐發生了劇變，是一個休克療法，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我認為如果讓東歐人投票，他們不愿意回到勃列涅夫時代。這是我對西方的看法，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

中國的問題呢，我覺得在80年代改革的時候，是一個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高度共識的一個時期，都認為原來的制度不行了，要告別這樣一個計劃體制。那么我們就開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道路。中間出了很多的問題，也有很多的反思，但是總體來說這條路是走下來了。

當時留下了兩個問題，是沒有在思想上達到一致的。有的也是為了不影響我們的改革，就把它擱置起來，閑置起來。一個就是產權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公有制的概念。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個基本原則，按勞分配、有計劃按比例都已經被重新解釋了，但是公有制這個問題沒有突破。所以在保護私人產權這個問題上擱置起來了，以至于這個問題在今天變得越來越突出。

第二個問題就是政府在經濟中起什么樣的作用。當時我們轉了一圈之后，發現日本的模式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就是所謂通產省這種東亞發展主義政府的模式，比較容易和我們原來的體制嫁接。現在出現的問題是什么？就是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團。如果說完全是計劃經濟的話，可能沒有那么多尋租，政府的官員也沒有那么大的權力，如果是完全進一步改革的話，這個東西也沒有。在中間這個階段就會產生大量的盈利空間，造成很多人去尋租。

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本來是一個過渡性的安排，現在被有些人包裝成一種制度的創新，希望把它固化下來，現在爭論的焦點就是這樣一個焦點。其實這個爭論在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一直是存在著一個邊界爭論的問題。

第一場爭議來自上個世紀30年代蘇聯的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當時是美國大蕭條，反襯了蘇聯經濟高速增長，那時候就有一場大爭論，哈耶克是牽頭的，組織世界上很多的思想家、經濟學家討論這個問題。第二場爭論是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增長模式引發的爭論。這兩個都被稱為非盎格魯-亞克遜模式。

這兩場爭論最終是一個事實說明。第一，蘇聯的體制，毛澤東無非是蘇聯體制的翻版，它可能在短時間內能創造極大的效率，但是它是以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代價的，是封閉的。張維迎說是強盜邏輯，可以不用說這么尖銳，但他也不是瞎說的，就是把企業工人都變成成本中心，然后去工業化。這個名字是好聽的，但是：第一，這是誰同意的？如果說全民投票都同意這么做，這是一個概念，但是沒有一個民主程序保證這個事情。第二，你集中大家起來干的這個事兒有的不是好事兒，大躍進干的這個事兒不是好事兒。所以這個代價是不能再付了，不符合經濟發展背后的價值正當性。

第二個就是日本那個東亞模式，扭曲價格，資源錯配，官商勾結等等。亞洲金融風暴馬上就把你完全暴露了。現在經濟學界沒有人再談論東亞模式了，現在能聽到所謂中國模式實際上就是東亞模式的翻版，比東亞模式有過之而無不及。東亞模式就是稅收、匯率、利率，還沒有那么多國有企業，還沒有那么多行政審批，這是東亞模式的東西，也被證明是不行的，所以歷史上發生過這種事情。我想我們的改革，就是它20年之后碰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去把中國的實際情況納進去，把全球的實際情況納進去，把歷史納進去，然后再考慮中國未來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講還是要堅信市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