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秀：我們為什么需要博鰲論壇

2013年04月11日 00:25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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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商灝 北京報道

各界對本屆博鰲亞洲論壇高度關注，首先是因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首次在這一多邊外交平臺上亮相，并闡述了中國與亞洲和世界共同發展、推動亞洲和世界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的主張。其次是因為該論壇的國際性進一步增加。第三是因為該論壇正成為中國開展大國外交的成熟平臺。但博鰲亞洲論壇如何進一步發揮其推動中國與亞洲和世界共同發展的重要作用？

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說，博鰲亞洲論壇應該讓世界正確認識亞洲，與亞洲共同發展，分享亞洲發展帶來的機會，并且，應能夠對當今世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多少起到一種調整的積極作用。

新起點上的中國和亞洲

《華夏時報》：中國國家領導人說博鰲亞洲論壇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希望能更上一層樓。你認為所謂新起點的背景和標志分別是什么？

趙忠秀：從全球發展格局看，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對1990年以來經濟全球化的一種修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亞洲的發展仍然充滿活力，全世界都在尋找發展模式上的變革，世界經濟在調整中繼續有所增長，而亞洲對于這一增長貢獻了超過50%的份額。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中的結構調整，亞洲作為增長的一極或重要引擎，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果從全球視角來看亞洲，那么，亞洲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本次金融危機發生至今已有五年，這是二戰之后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金融危機，目前這一過程還未結束，以虛擬經濟為引導的舊有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頭，必須有一種新的發展，必須要有建設與創新，亞洲要在其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此外，中國作為區域大國，隨著自身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也處在新的起點上。

《華夏時報》：博鰲亞洲論壇今年的主題是“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同發展”，在你看來，要革新什么？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要怎樣合作？

趙忠秀：這實際上意味著還是要尋找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意味著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以打破過去那種長期建立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盤剝基礎上的舊的國際經濟秩序。這雖然是個老話題，但本次金融危機卻似乎反而加劇了舊有的國際經濟秩序嚴重不公的狀況。現在，歐洲已無暇他顧，美國卻仍顯得咄咄逼人。這樣較為嚴酷的，并且仍多少帶有冷戰思維的發展方式，應該被徹底擯棄。

《華夏時報》：你認為我們應如何通過博鰲亞洲論壇這個大舞臺，打造亞洲在國際經濟秩序構建中最具現實意義的新角色、新坐標？

趙忠秀：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交流思想的地方，也是一個可以借它來打造文化的軟實力或軟的影響力的地方。博鰲亞洲論壇就是要從思想上影響決策者或政商領袖，因為他們畢竟是世界的領導者。

我們看到，這次博鰲亞洲論壇與以往相比，無論是規模、范圍、高度，都有很大提升，相信其背后的組織者應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動用了很多公共外交資源，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但論壇時間畢竟只有三天，要發揮持續影響力，還須做好后臺的基礎工作、研究工作和協調工作，還應在論壇結束后，有持續的跟進，將工作做得更細致一些。

現在，許多工作僅靠論壇的秘書處完成，其實應該更廣泛地動員整個亞洲和全球的智慧與力量，立足亞洲，放眼世界。博鰲亞洲論壇應該是亞洲與世界的對話，而不僅僅是亞洲人關起門來討論自己的事情。

亞洲的障礙來自歷史的包袱

《華夏時報》：從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看，中國和亞洲都需要不斷增強話語權，但增強話語權的必要條件是什么？

趙忠秀：進入現代科技文明的時代，對于技術和知識的壟斷封鎖已經非常困難，因此，隱含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增強話語權的必要條件首先來自于我們自身能力的建設與提高，其中最關鍵的還是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其次，對于亞洲而言，亞洲人口規模巨大，因此擁有廣闊的市場，這是亞洲的天然優勢。亞洲即便不能成為新技術的使用者，也應該積極成為新技術的創造者，從而得以依靠內生動力而不是外部推進，獲得持續的發展。

由此來看，亞洲顯然具有后發優勢，亞洲一體化的過程，將導致市場更加扁平化，新技術將得以很快普及。亞洲應該繼續普及教育，讓更多的人能夠更便利地接觸到新知識、新技術，使得發展能夠真正持續下去。

《華夏時報》：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如何得以挑戰既有的國際經濟準則，扮演世界范圍內的積極主導力量？

趙忠秀：說挑戰還為時尚早，只有先融入進去，才能逐漸擴大自身影響，而發展好自己，則力量對比就會逐漸發生變化。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曾經的財富分布與人口分布，是相均衡的。隨著工業革命，西方世界迅速發展，財富的分布與人口的分布發生急劇的不均衡，少數人群擁有了大部分財富。現在，財富的分布與人口的分布，又開始向均衡的方向發展。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知識擴散和技術進步的過程。因此，雖然我們不能急于求成，但國際經濟舊有秩序發生變化的趨勢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應避免再犯大的錯誤，以至于喪失掉新的發展機會。

我們看到，國際上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喪失了數十年的發展機會，因此，要開放，要與世界合作。因為封閉、不善于吸收人類文明發展成果和國際先進經驗，一意孤行，肯定要吃苦頭。

《華夏時報》：在全球經濟秩序處于斷裂和重構的微妙時期，亞洲經濟走向一體化的最大障礙是什么？提升亞洲經濟話語權的最大障礙是什么？

趙忠秀：最大的障礙主要來自于歷史的包袱。歷史上，整個亞洲比較偏弱偏散。亞洲的地理區塊是割裂的，亞洲的文化是多元的。次區域內部有很大相似性，次區域之間卻有很大差異性，這使得亞洲一體化進程非常艱難。自工業革命以來，亞洲一直處于劣勢、處于后進的狀態。

現在，亞洲有了一個內生發展的環境，但這仍須假以時日。未來，世界經濟的重心，會移向亞洲，亞洲卻未必見得會成為中心。世界經濟將不斷呈現多極發展的態勢。

因此，必須看到這一點，必須令亞洲的發展更加醒目。亞洲要提升自己的話語權，就要克服內部的種種差異所造成的障礙，這種差異容易導致被外部各個擊破和加以控制。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警惕審視美國的亞洲戰略，這一戰略很容易做到各個擊破，而亞洲有些國家由于歷史等種種原因，容易盲從、不夠理性。

博鰲依然需要后續的工作

《華夏時報》：隨著中國和亞洲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分量不斷增加，博鰲亞洲論壇的影響力已非同小可。以至于西方輿論直言不諱地聲稱博鰲亞洲論壇已成了達沃斯論壇的對手。你怎么看？

趙忠秀：當初設立博鰲亞洲論壇的初衷，實際上是學習借鑒達沃斯論壇，希望對亞洲的發展起到更好的引領作用。如果說博鰲亞洲論壇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這本身就證明已經初步實現了其原有目標，是一個好的事情。

世界不應只有達沃斯論壇一個聲音，博鰲亞洲論壇的成功也能促進達沃斯論壇的進一步發展。

《華夏時報》：博鰲亞洲論壇與達沃斯論壇相比，二者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是什么？中國將如何盡可能地放大“博鰲效應”？

趙忠秀：與達沃斯論壇相比，博鰲亞洲論壇在能力建設方面還應做很多工作。博鰲亞洲論壇的優勢在于，雖然論壇地址設在海南，中國有關各方提供了莫大支持，在聚集各類資源方面有先決條件，但博鰲亞洲論壇不應只發出中國的聲音，還應發出亞洲的聲音。這一初衷不能改變。

博鰲與達沃斯二者的確存在互補性。論壇應通過各種有效的媒介放大自己的聲音，傳遞各種利益相關方的訴求，最終影響到政商決策，最終影響到亞洲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增進亞洲的福祉。所以，和世界溝通，和各個階層溝通，這是博鰲亞洲論壇所要做的更重要的后續工作，而不僅只是每年開會的時候熱鬧一陣子，之后就過去了。我曾參與過博鰲亞洲論壇的一些研究和活動，我認為在這一塊，其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力還須進一步加強。目前博鰲亞洲論壇網絡的能量仍然有限。

《華夏時報》：不管博鰲論壇還有哪些不足之處，但從中國海南博鰲發出的聲音，今后應該會愈來愈強烈，其未來將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趙忠秀：這種影響，應該會幫助世界更準確地了解亞洲、理解亞洲，我認為這是博鰲亞洲論壇應該發揮的最重要作用。

從國際政治來講，亞洲目前仍處在邊緣地位，并非中心，亞洲正在逐漸成為世界發展的重要一極，分量越來越重，所以我認為，博鰲亞洲論壇應該起到讓世界正確認識亞洲，與亞洲共同發展，分享亞洲發展帶來的機會，并且，博鰲亞洲論壇應能夠對當今世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多少起到一種調整(暫時不是改變)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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