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摸石頭是找規律 并非不過河
本報記者 耿雁冰 北京報道
“現在有人認為,”摸石頭“摸太久,忘記自己要過河”?
“摸石頭是找規律,并非不過河。”3月4日,政協分組討論間隙,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接受本報的獨家專訪時說。
施芝鴻先后參與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文件起草工作,以及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十六屆四中全會、十七屆四中全會和十七屆六中全會相關工作。
十八大報告發布后,他到各地做了超過30場十八大專題講座。因他身為中國共產黨最高智囊機構成員,又有參與重要文件起草的經歷,在宣講報告中,他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喻為中國改革已經摸到的“三塊石頭”,引發各界討論。
在他看來,從摸石頭中能夠尋找到規律,下一塊“石頭”,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觀和微觀體制。
沒有改革探索,頂層設計靠不住
《21世紀》:前段時間你到很多地方做了十八大的宣講報告,反響非常強烈,尤其你提出的摸到三個石頭,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還有科學發展觀,從時間順序、理論內涵上怎么理解“三塊石頭”?
施芝鴻:“三塊石頭”是按照改革開放的時間順序,鄧小平理論是第一塊石頭,摸到這塊石頭意味著我們在認識論上過了一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石頭;接下來“三個代表”,在認識論上知道我們怎樣建設黨;第三塊摸到是科學發展觀,為我們提供的是認識論上實現怎樣發展這塊大石頭,這些都改變了我們的領導作風。
有些人說,是不是摸到石頭就等于過河了呢?我說摸到石頭只是過了三條認識上的大河,但是認識上的大河過了,不見得摸著石頭過河的任務解決了,摸石頭就是摸規律,對于我們認識世界、改造客觀世界來說,沒有過時的問題,所以改革的深水區里,還是繼續把摸著石頭過河同改革的頂層設計要結合起來,沒有改革探索,頂層設計是靠不住的。
有了頂層設計,還得要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牽動全局搞好試點,去搞好摸著石頭過河這樣的實踐,有一些地方當改革的實驗隊、實驗區,把摸著石頭過河跟實踐結合的越好,我們改革搞的就越好,才能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和國家發展的需要,符合人民利益的需要,所以當前把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問題強調起來。
《21世紀》:現在有人認為,“摸石頭”摸太久,忘記自己要過河,你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施芝鴻:摸石頭過河是一個比喻,毛主席的比喻,我們的任務是過河,過河就要解決橋和船的問題,船和橋到了鄧小平那里就比喻成了石頭,這樣具象的比喻,并非說我們只摸石頭不過河,事實上,當我們摸到具有理論基礎的大石頭,朝著過河這個規律性的東西向前跨進了一步,摸石頭是摸規律,改造客觀世界需要找規律。
任何時候,一切經過試點和試驗,有人說摸石頭過河已經過時了,但是整個人類的社會實踐是不會過時的,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把具象理解的有點窄了。
我們一邊搞頂層設計,一邊摸著石頭過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要允許摸著石頭過河,把摸石頭過河結合起來,沒有試驗,一步搞成另外的體制,蘇聯吃的就是這個虧,請哈佛大學的教授幫著搞了一個頂層設計,把黨搞垮了,教訓在這里。
多個領域制度供應匱乏
《21世紀》:你講到摸著石頭要看規律性,從前面幾塊石頭的規律性,你覺得未來在哪一塊更容易或者更可能摸到石頭?
施芝鴻:未來我們覺得怎樣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它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有法律體系、經濟體系、社會體系、生態問題等等,這都是些宏觀的體制規律,但是中觀和微觀的我們恰恰還很薄弱。
現在有一個矛盾,我們一方面有多個領域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就是多個領域的制度供應匱乏,這是我們面臨的極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要摸石頭,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今后定型、完善的大石頭。
《21世紀》:目前這個問題側重理論還是實踐方面的探討?
施芝鴻:理論和實踐都要,完善機制有理論認識的問題,還有實踐的探索。
《21世紀》:跟我們講的頂層設計之間有什么聯系?
施芝鴻:也有聯系。只有認識上去了,頂層設計搞好了,再把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才能搞好。
《21世紀》:比較幾次黨代會報告,從最初的“三位一體”拓展為“五位一體”。怎么看待這種變化?
施芝鴻:這個五位一體對于老百姓有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會利益、生態利益,每一次加進來都不是任何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人民群眾需要黨在五個方面滿足他們的權益和利益。相信圍繞這五大利益我們把這個制度框架建設的更好,圍繞這些制度框架完善,會摸到更多的系統。
《21世紀》: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兩個一百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怎么理解?
施芝鴻:這是十八大體現出來的自信心和中國夢,“兩個一百年”在中國夢的實現道路上豎起了高高的里程碑,以前大家感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不明確,到底什么程度才是現代化呢?兩個里程碑豎起來了,建黨一百年時建成小康社會,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小康現代化國家,再奮斗幾十年,我們國家實現完全現代化。
探索民主需要制度保證
《21世紀》:你今年有提案嗎?
施芝鴻:沒有提案,我現在還處于適應過渡階段。
《21世紀》:以前從事幕后智囊工作,現在到政協這樣一個開放的前臺,對這個轉變有什么感受?
施芝鴻:過去是在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從事的是黨內民主和決策民主的研究,現在是研究協商民主,這里有個轉視角、轉觀念的問題。在新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舞臺,進一步跟新、老政協委員把協商民主問題研究的更透徹,貫徹的更直接,建設的更完善。
《21世紀》:黨的十八大報告把政治協商單獨成段,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強調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這中間能看出什么變化?
施芝鴻:這實際上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民主形式問題,過去我們對協商民主研究的不多,國際上從八十年代開始就研究了,政協這些年做了一些探索,比如界別協商、提案協商,調研等方面的實踐,十八大把這些從實踐上升到理論,協商民主的提出是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一種豐富和完善,沿著社會主義民主的這兩種形式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會越走越寬廣,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也越來越寬廣,探索出民主新的形式。
《21世紀》:十二屆政協有很多新委員進來,大家呼吁希望加強政協在監督這方面的功能,在程序上,甚至在法律層面上有所保障,以后出去調研做的提案更有監督力度,你怎么看?
施芝鴻: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幾項功能恐怕都要把它統籌起來,大家上午發言里面也都談到了,搞好多黨合作本身就有監督的問題。過去毛主席和鄧小平強調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現在習總書記強調共產黨要能夠容得下批評,所以新一屆政府里面領導有這個傳統,把民主監督問題搞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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