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紅利時代：人工成本壓力驟增 缺工成為常態

2013年03月08日 01:43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郭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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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5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這一年出現了絕對下降。雖然大規模的存量勞動力掩蓋了增量大幅下降所引發的風險，但相關公共政策的調整已經時不我待。

中國勞動力供給的狀況可能比預想中的嚴重得多。受國家發改委委托，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剛剛完成一份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發展戰略研究》的報告。報告測算，若保持當前農村勞動力工作負荷和土地制度不變，到2013年，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為零。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個“邊轉移、邊制造新的剩余”的過程，雖然現實中因很多變量的影響，中國農村還沒有達到零勞動力輸出的程度，但勞動力總量的大幅減少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人口紅利的喪失給未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應對后人口紅利時代，當務之急應該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長遠之計，則在于人口政策的調整。

“缺工”成為常態

如果用“十個杯子九個蓋”來形容2004年劉易斯拐點初現，隨之引發“民工荒”的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那么9年后的今天，勞動力供給的不足情況更為加劇，它已不是只差一個“蓋”的事情。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林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曉林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最近幾年企業用工確實比較緊張，而且由于大城市和東部地區生活成本上升過快，造成很多低端勞動力回流中西部，選擇就近轉移，這也加重了大城市的缺工。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勞動力供給區域結構的變化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沿海地區遭遇包括勞動力成本在內的綜合成本的快速上升，資本開始向中西部轉移。

雖然中國這幾年在職業技術教育上做出了一些改革，但技工的缺乏從2004年開始就沒有好轉過，這也成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一大瓶頸。

民建中央副主席、監察部副部長郝明金今年兩會向全國政協提交了一份名為《關于加強企業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提案》。

這份基于對一家省級電網公司調研的提案稱，該企業技能人才數量缺員較多，公司核心崗位技能人員缺員率達12.3%，同時人才斷層嚴重，未來5年內即將退休的人員占比高達12.83%。技能人員人均年齡41歲，其中25歲及以下只占6.28%。這些問題極大地制約了企業的持續快速發展，企業的精益化管理要求無法真正落實到位，技術創新難度更大。

“輸電、變電、配電、營銷等核心業務技能人才數量缺員大，使一線員工經常加班加點，勞動時間和強度不斷加大，幸福感降低；許多年齡大、素質低的員工不得不繼續從事登桿等高危作業，給安全生產埋下極大隱患。”上述提案稱。

人工成本壓力驟增

用市場的手段來解決勞動短缺的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工資上漲，可這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無疑是飲鴆止渴。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和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李蘭多年來通過“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來跟蹤中國企業家的發展狀況。李蘭表示，實體經濟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近年來勞動力成本剛性上漲較快，對部分毛利率水平較低的實業企業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去年年底的調查，在其關于“目前企業面臨的最主要困難”這一問題上，超過四分之三(75.3%)的企業家選擇了“人工成本上升”，排在所有19個選項的第一位。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信息顯示，2011年全國共有24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達22%，而2012年全國共有23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基本工資，且大部分省市調整幅度超過10%，部分省市調整幅度甚至高達20%以上。

曾湘泉表示，最低工資標準只是政府面對勞動力市場工資上漲的被動調整。在當前勞動力供給緊缺的狀況之下，企業所支付的工資水平肯定是要高于最低工資的。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沿海地區的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仍然在以高工資來吸引工人，但實際上這其中很多已經屬于不真實的需求，因為很多企業是無法承受過高的工資水平，即使通過高工資找到工人，企業也有可能難以支撐下去。”曾湘泉說。

這又如何來應對？

曾湘泉說，由于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中國政府和社會研究和看待相關問題的角度已經有180度的轉變。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就業政策都是研究如何讓勞動者提前退休，以騰出工作崗位給年輕人，而如今卻開始研究如何讓人工作更長時間，發揮老年人力資源。

引發這種變化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現有人口政策導致的人口結構不平衡，青壯年勞動力人口減少的現實。連續4年向全國政協提交調整人口政策提案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對本報記者表示，從2003年出現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減少以來，中國老齡化呈現加速的趨勢。人口結構極不平衡的代際更替不僅會給中國的社保體系帶來巨大沖擊，而且還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不過，當前也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有效辦法來增加勞動力供給。

曾湘泉認為，可以通過土地改革釋放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通過發展中小城鎮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兼業模式，實現就近就地轉移，提高中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產業參與率，擴大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則認為，戶籍制度的改革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勞動參與率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詳情請參照本版本報獨家專訪蔡昉《戶籍改革有助挽回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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