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機構改革關鍵在放權

2013年03月12日 02:22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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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

本報記者 耿雁冰 北京報道

兩會期間，官方公布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這個方案突出強調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在遲福林看來，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核心，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要繼續減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并且提高行政的效能。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一直關注著政府治理等諸多改革，近日，其在兩會期間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改革就是放權

《21世紀》：政府職能轉變是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關鍵在于如何優化行政權力結構，大部門制改革能否實質性破題權力結構優化？

遲福林：多年來，我們一再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并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為什么總體成效不大？我認為，關鍵在于如何優化行政權力結構尚未實質性破題。例如：

首先，以綜合性部委為例，既負責國家宏觀政策、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職能，又具體負責重大項目的審批，還要負責價格監管和市場穩定。這就使其不能不把很大精力放在重大項目的審批上，放在短期的市場穩定上。

其次，以某些專業部委為例，本應成為決策主體，由于部分決策權集中到綜合部委，它主要偏重具體的資源分配和相關審批，這樣就不能不使其執行機構的特點突出，而決策主體的角色不到位。另外，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不分，也給權力尋租留下空間。

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政府職能轉變的深層次問題是調整優化行政權力結構。前些年，深圳等地在這方面作了一些積極探索。從這一兩年廣東的實踐看，調整優化權力結構，需要解決政府如何“放權”、“分權”、“限權”。

大部門制改革仍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問題在于，前幾年的大部門制形式上走了一步，實質尚未破題。按照十八大精神，大部門制改革，應把重點放在調整和優化權力結構上。實現行政范圍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

第一，建立以大部門制為重點的行政決策系統。以強化決策主體行為的有效性為重點深化大部門制改革，通過大部門制改革著力解決行政決策權既過于集中又過于分散的問題，強化各個部委的決策主體職能，實質性地提高決策效率和質量。

第二，建立法定化、專業化的行政執行系統。把建立自上而下強有力的執行體系作為深化大部門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建議結合事業機構改革，盡快提出行政執行系統建設的總體方案。

第三，建立權威性的行政監督系統。行政范圍內的監督權，如何超脫于決策權和執行權，獨立實施有效監督，尚未實質性破題，需要提出總體設計。

盡可能減少專業部委

《21世紀》：大部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要平穩推進，此前試點的部門具有示范、試點性質，通過對過去試點經驗總結，將來如何推廣比較合適？

遲福林：過去幾年，除了中央推出大部門制改革之外，地方也有不少試點，比如順德等地，在處理大部門體制內部的權力結構問題上積累了不少經驗。大部門制改革總體方案的出臺，需要充分汲取示范、試點中的經驗教訓。在我看來，大部門制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尤其是權力結構的調整影響深遠，需要慎重研究，把路子搞對，爭取不“翻燒餅”。為此，建議在總體方案尚未出臺以前，只對職能交叉重疊、矛盾問題突出的部門進行機構調整，而不急于全面推進大部門制改革。

《21世紀》：十八大后，各界對新一屆政府有了更多期盼，今后的改革與過去相比有何不同？

遲福林：十八大后，改革再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重要的在于通過改革把握歷史機遇，充分釋放發展潛力。能不能抓準改革的重要切入點，實現改革攻堅的實質性突破，全社會有著極大的期待。

十八大后的轉型與改革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一是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都直接依賴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臨的利益矛盾更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調整；未來幾年的改革能否在調整利益關系、解決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進展，將牽動和影響發展穩定大局。三是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增強。“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在這個特定背景下，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盡快出臺改革的路線圖、時間表。

配套改革協調機制

《21世紀》：如何看到恢復當年的“體改委”的呼聲？

遲福林：十八大報告把“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和協調重大改革”，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之一。十八大后，盡快建立一個高層次改革協調機構，以加強對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改革的組織、協調和指導，現實需求增大，各方共識增多。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曾成立了高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協調機構——國家體改委。原國家體改委承擔了許多重要領域改革的理論研究、規劃設計、組織協調、實踐指導等職能，在改革關鍵時期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到了上世紀末，對改革曾經有這樣一個判斷，認為到本世紀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將初步形成。在這個總體框架內，各部門、各地區按照既定的設計，重點抓好落實。這樣，到2020年能夠建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是這個比較樂觀的判斷，是撤銷國家體改委的主要因素。

從10年后的今天看，不僅經濟體制改革遠未完成，十八大又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發展和改革的重大任務，遠超過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體制改革的范疇。這就需要立足現實，著眼中長期，對全面改革進行頂層設計、規劃統籌，以把握改革的主動權。

在我看來，今天改革頂層設計對建立改革協調機制提出三大要求：第一，具有較高的權威性；第二，利益相對超脫；第三，具有較強專業性。

《21世紀》：假設成立類似改革協調機制，如何在具體領域突破相關部門的約束，如醫改、電改。

遲福林：建立改革協調機制，最重要的是超越部門利益具體設計、協調和推進各項改革。在醫改、電改等領域的改革總體方案設計，以及配套改革的協調，應由新成立的改革協調機構負責，這樣可以超越部門的局限性推進改革。

從近10年來的改革實踐看，改革需要克服部門利益，但又不能繞過部門推進改革。成立改革協調機構，還應當將改革頂層設計、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和指導督辦與部門推動有機結合，形成推進改革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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