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15日 12:35鳳凰網財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汪同三: 國內的因素是我們第一次碰到這種完全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我們的經驗不足，而且解決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很難在短期解決。美國采取的這種政策，對我們可能也有一種傳導作用。

馬洪濤: 謝謝汪所長，我們基于汪所長剛才提出來的機會和挑戰，請三位嘉賓分別從不同的領域來分析當前的形勢，以及如何找到一些好的解決方案，促進我們的調結構、轉方式和促民生。首先請呂所長談一下調結構方面的問題。

呂政: 因為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工業經濟規劃建議中有這樣一段概括，“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經濟結構調整到底怎么來調？我想在當前和今后需要處理好這樣幾個關系：第一，必須正確認識經濟總量與經濟結構的關系。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按匯率換算超過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們從經濟史的角度來講，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遠遠高于英國，但是打敗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國經濟總量也超過日本，但是打得非常艱苦，中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說明中國的經濟總量大，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仍然存在著兩頭大、中間小的問題，就是說資源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大，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小，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很低。因此，我們既要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和擴大規模，更要重視經濟結構，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呂政: 第二，必須正確認識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美國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2000年納斯達克指數下跌，網絡經濟泡沫破滅，找不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實體經濟增長乏力，大量的流動資本在華爾街興風作浪?；谶@樣一種教訓，西方發達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的理論，實際上是重新主導或者繼續保持在這些高端制造業戰略制高點的地位。因此中國虛擬資本發展很快，但是我們必須要堅持仍然是以扎扎實實的發展實體經濟作為增強綜合國力的基礎。

第三，必須正確處理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之間的關系。中國一方面繼續推進產業升級，提高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但是由于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就業的壓力，因此中國即使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同樣也要堅持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產業結構在現階段我們的選擇目標叫“高也成、低也就”，而不是高不成低不就，或者是推進產業升級而放棄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呂政: 第四，結構調整必須要重視資產增量調整和存量調整的關系。一是近年來我們固定資產的投資重點都是在增量上，上項目，但是對資產存量的調整重視不夠，因此在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中必須要進行調整，加大對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二是進一步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工信部的統計，我們現在淘汰高耗能落后產能到2010年底只完成50%。三是資產存量調整，加大對現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尤其是要推動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要素配置的集中化，而改變這種過于分散的狀況。

第五，正確處理發展先進制造業與發展房地產之間的關系。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產業鏈條長，具有很強的帶動性，需要繼續發展。但是房地產和其他產業之間的關系也必須協調，因此必須把房地產利潤率降到和其他產業平均利潤率水平上，這樣才能實現房地產與國民經濟其他產業的協調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綜合實力不是建立在房地產的高速增長上，而必須建立在先進制造業的基礎上。

馬洪濤: 謝謝呂所長就調結構所開出的藥方。接下來請王所長談一下轉方式的問題，我們注意到在中央“十二五”規劃當中已經明確不再把GDP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提出來，但是在目前很多地方提出來“十二五”規劃當中，GDP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這會不會成為我們轉方式的一種障礙？

王一鳴: 轉方式是中央明確提出的“十二五”時期的一條主線，對這個問題現在認識的一致性慢慢提高了，對緊迫性的認識也提高了。但是怎么樣落到實處？好象現在看來很困難?，F在地方正在編制新一輪“十二五”規劃，追求速度的傾向似乎沒有太明顯的改變。當然，沿海有些省份已經在轉型，因為再加速加不起來，比如上海、浙江再靠投資，投什么，投資很難上去。但是從大多數省來看，追求速度這種傾向還是比較強烈的，我擔心新一輪躍進式的競爭比賽，它帶來的風險會很大。所以，這就涉及到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三十多年，10%的速度，我們這種高速度還能持續多久？這需要理論層面進行一些深入的探討。這就涉及到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問題，它的潛在增長水平到底有多大？我的一個基本認識，在經歷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以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水平會逐步下調，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們的儲蓄率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儲蓄率會有所降低，會帶來投資率的下降，勞動力的供需形勢會發生變化，勞動力成本會明顯上升。

王一鳴: 這就取決于我們在全要素生產率能不能有大的提升，從最近幾年的實踐來看是下降的，沒有明顯的提升，主要是我們創新能力沒有明顯的提升，人力資本結構沒有明顯的提升。這是一個內生的條件，我們說會發生變化。

王一鳴: 外部的條件就是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外部約束正在越來越加劇，原來說的能源規劃到2020年30億噸標準煤，事實上我們去年能源消費量已經超過32億噸標準煤，現在提前十年而且突破原來2020年目標，現在2020年規劃40億噸標準煤，也非常困難，能不能控制在40億噸標準煤，肯定要求速度不能太高，如果速度高了，調結構、轉方式很難實現。速度高了，我們要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我認為做不到?，F在內地怎么提速度，還是靠拉投資，有的地方投資超過GDP，我覺得這個已經有點不太現實。速度高了，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很難提高，速度高了，服務業的比重和服務業的就業比重也很難提高，結構很難改善。所以，我覺得速度和結構肯定是有矛盾關系。如果把調結構、轉方式放到重點作為主線，必然要以適當的放緩速度為代價，而且從未來的趨勢看，我們也沒有條件支撐高的速度，它帶來的后果就是在潛在增長水平慢慢降低的時候，再要強行保持這種高速度，必然帶來通脹壓力的持續化，通脹會長期化。所以，我覺得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

王一鳴: 今年的工作重點，特別是在地方層面，我們地方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力量，地方之間項目的相互競爭，帶來一些負面的作用。所以，在今年工作中，地方政府怎么樣把工作重心真正轉到調結構、轉方式上來，真正加大研發的投入，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我覺得這個是政策轉型的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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